正在形成的城乡“三元”结构

问题在于，三四线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在去产能、环保督查等政策下，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发展受限，三四线城市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受政策引导，三四线城市的人口集聚速度，远远超过当地工业化速度。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三四线城市，出现两个后果。

一是就业难题。三四线城市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城之后，要么在本地就业，工资较低，收入不稳定，形成“低收入陷阱”。要么到沿海城市打工，变成新型“留守家庭”。

二是生活压力。三四线城市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上，比不过一二线城市和沿海城市，但是在消费支出上却并不低。农村人口从乡村大量转移进入到县市城市，消费提高，收入甚至减少，家庭生活压力增大。

三四线城市扩张缺乏工业化基础，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在乡村与一二线城市之间，以及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工非农”的结构。之前，由“生产性的乡村”与“生产性的城市”，组成城乡“二元”结构。目前，由“空心化的农村”、“消费性县市城市”与“一二线和沿海地区生产性城市”组成“三元”社会结构。

“三元”社会结构带来的挑战

在保护型城乡关系下，农民自由进城，同时保留返乡权利，富有弹性的城乡关系消除社会风险。城乡“二元”结构被“三元”结构替代之后，风险提高。

一是城乡调解机制失效。之前，城市与乡村属于两套系统。城市收入高，消费高。农民在城市务工获得较高收入，返回乡村消费，“低消费，高福利”。如今，农村人口进入县市城市生活，乡村作为退路的功能正在弱化。离开乡村作为“冗余”，城市积累的风险缺乏消化途径。

二是社会流动渠道变窄。城市化存在梯度，人口流动造成社会分层。能够进入一二线城市的是农村中的优势人口。相对优势的进入地级城市。一般农民拼尽全家之力，进入县城。最弱势的农民，留在乡村。我国发展的不均衡远远不止是城乡之间，在一二线城市与三四县城城市之间，以及东部沿海与中西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社会分化。

三是出现一个“伪中产”群体。一线二线城市抢人才，三线四线城市抢人口。三线四线城市依然依赖土地财政，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鼓励农民进城，增加人口，活跃房市，通过维持房价高位，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在缺乏稳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进入三四线城市，消费像市民，收入是农民，变成了“伪中产”阶层。农民和真正的城市“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力量。“伪中产”缺乏安全基础，存在不稳定隐患。

按照社会结构理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最稳定。问题在于，目前这种城乡“三元”结构的中间部分，不是职业稳定的“中产阶层”，而是由“伪中产”人群组成。脱离土地和缺乏稳定的农村人口，大量集聚在县市城市的狭小空间中，这样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缺乏稳定性。

政府推动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加速城乡“三元”结构正在形成。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巨变。国家要做好战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