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机会

探索疾病知识、发现治疗疾病的药物以及制定预防和治疗方案，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国际事业。

生物医学的进步是通过世界各地实验室的发现而实现的，研究的本质是合作。今天，美国人发表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科学论文中，至少有一位外国合作者；美国三分之一的STEM博士学位是由中国学生获得的。

因此，在当前战胜冠状病毒的战役，以及为预防未来由新病毒引起的大流行奠定基础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合作伙伴的作用呢？有三个关键领域需要合作。

合作的第一个领域首先是从基因组到流行病学的数据。面对新型病毒，只有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越来越多，我们对其的了解才会越来越多。在试图评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考虑应对措施时，不确定性是核心因素。此外，缺乏由各疫情爆发国实验室提供的高质量数据是第二个关键因素。每个国家都需要可信的数据，这就提醒了我们：在像世卫组织（WHO）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程序一致和透明度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家很快对新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将其发布到世界各地，这使得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研究工作得以展开。两周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利用这一序列，确认了病毒进入被感染者细胞的机制。次日，中国的一个实验室证实了这一发现。即使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寻找疫苗的工作也依赖于早期公布的病毒基因组。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进行的第一次疫苗试验是 “我们从获得序列到进入人体的时间最快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有了基因组信息，科学家就可以比较感染情况，并以类似于构建家谱的方式一丝不苟地绘制病毒的传播图谱。

疫情爆发初期迅速共享数据的行为使得各国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由于最早的病例发生在武汉，中国医生收集的数据使世界首次得以预估病毒的传播能力。这使得流行病学模型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应对措施的基础。由于中国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死亡最初的冲击，它为全球卫生专家提供了第一套数据。该数据被用以估计致死率，并通过创建模型来预测该病的范围、传播和严重程度，从而确保了更有力的政策应对措施。

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涉及诊断和公共卫生措施。如果中国开发出一种有效的人员筛选程序，可以在机场、企业和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美国能采用这种方法吗？相反，如果研究人员开发并验证出一种更便宜、更快、更准确的高通量诊断方法，它该被共享吗？在美国每年进口的220亿美元医疗设备中，约有四分之一来自关税战前的中国。这些设备对当前美国医疗体系应对国内激增新冠肺炎病例至关重要。

从上海出发，满载医疗物资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的美国747-400F货机开始卸货 图源：社交媒体

第三个领域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为此，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最近宣布了一项与中国同行一起击败新冠病毒的新合作项目。中方合作伙伴的负责人是钟南山，他也是中国政府冠状病毒工作组的负责人。2003年，他是第一个发现SARS病毒的人。这家哈佛—广州研究所正试图了解SARS-CoV-2病毒的基础生物学以及它与感染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加速诊疗方法的发展。

例如，为了研发抗病毒药物，科学家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类的。他们可以通过识别冠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门”而获得的线索来设计对应的“锁”。为了进行更好的诊断并监测疾病的进展，科学家们需要识别准确的生物标记。在开发疫苗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的免疫可能导致一种被称为“抗体依赖增强”（ 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现象（即我们体内的防御蛋白反而加速了感染），学界迫切需要定义精确的“免疫相关物”。

如科学家们反复强调的那样，研究中的合作通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科学创新的时代，在冠状病毒这类紧迫课题上的合作利大于弊。在努力应对这一疫情之际，全球各国政府应该牢记：收集和整合数据、共享试剂和工具将需要各大洲之间的密切沟通。

总之，与其相互妖魔化，中美都应该认识到，彼此都需要对方来击败病毒这个致命的敌人。因此，伙伴关系，即使是有限的伙伴关系，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美国和中国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成为无情的对手，又成为亲密的伙伴吗？同时持有两个看似矛盾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成功地击败这个病毒，所需要的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