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投资，保护主义不是主要障碍

观察者网：在您担任印尼贸易部部长期间，外国直接投资从49亿美元（2009年）激增至212亿美元（2012年），这一成绩非常引人注目。在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您亲投资的立场，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如何保持自洽？能否结合您经历的具体案例谈谈？

吉塔・维尔贾万：我当时是代表政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可能有些误导性，因为我们起步的基数非常低，所以才有了后来较为显著的增长幅度。

我认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式，是以恰当的方式向世界讲述本国的故事，不夸大其词，而更好的做法是让对方真正理解你的叙事。如果你低调陈述却超额交付，或偶然实现更好的结果，这反而能为资本配置者建立更多信心，并为未来构建更坚实的问责机制。

我常说，投资逻辑不是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而是关乎方向性。这意味着今天不一定要完美，甚至可以存在缺陷。但如果潜在投资者——无论是技术资本还是经济资本的配置者——相信明天会优于今天，后天优于明天，下周更优于后天，他们就会认同这个故事。反之，如果他们看不到这样的进步趋势，就不会投资。那么，如何营造这种观感、建立这种信心呢？我当时向世界传达的是，印尼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策，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在此之前，我们仅将约2%至3%的政府预算用于教育，而后来通过新立法，强制要求将至少20%的政府预算投入教育领域。增加教育投入意味着未来的人民将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一个持续向好的进程。

其次，受教育民众的增加也更有可能促成权力与人才之间更优的结合，无论是在治理还是领导层面。我认为，这将首先建立起可信度，进而推动问责机制的形成。

世界上许多亟需资本形成的发展中国家都应采取类似路径，因为它们往往缺乏必要的财政空间和货币政策空间——财政空间指征税能力，货币政策空间指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应能力。如果缺乏稳健的经济空间，就不得不从外部引入资金。当然，我们不可能随意印钞。西方各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印钞，但这并非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所能轻易采取的手段。

当我们在东南亚进行投资时，说实话，我觉得保护主义其实不算投资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更严重的结构性挑战在于法治环境，以及投资者能否对投资环境做风险预期。但如果连这种预期也做不到，那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举例来说，如果你无法预知明年中国某个城市停电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称之为不确定性；但如果你能判断有58%的概率可能停电一天、一周、一个月或两个月，并能评估这种情况对业务的影响——比如收入下降X%、利润减少Y%——那么你就可以进行计算。一旦能够做预测，你就能估算出盈利或损失的具体范围，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这和保护主义的存在与否关系不大。保护主义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更根本的、更具结构性的问题在于法治是否健全。其次，在投资环境中，缺乏量化能力、无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衡量的风险，我认为这是第二个结构性的挑战。

吉塔・维尔贾万

观察者网：这么说，保护主义措施目前对您的生意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吉塔・维尔贾万：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但我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印尼与美国展开稀土合作，中国不应担忧

观察者网：关于稀土资源——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领域，未来几年这一态势很可能延续。印尼作为中国电池产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枢纽，据可靠数据显示，已有71个相关项目，总投资额高达67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冶炼加工及配套基础设施领域。然而，尽管在精炼环节仍存在技术障碍，印尼近期却提出了与美国进行稀土合作的意向。您认为，这是短期策略，还是一种长期战略安排？这是否会影响与宁德时代、华友等中国合作伙伴的现有关系？印尼国内对此争议的讨论进展如何？

吉塔・维尔贾万：像宁德时代、华友钴业等中国企业，不仅是面向印尼，也是面向全球进行重要资本配置的力量。我认为，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同时考虑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获取资本，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权；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这种多元选择的倾向更为明显。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拥有7亿人口、4万亿美元GDP的东南亚地区，这样一个庞大经济区域本身就具备内在的选择权。

但如果我是中国人，我目前不会对印尼或东南亚国家尝试与其他方合作过于担忧。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最终决定因素在于哪一方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实现资本配置。我坚信，中国在技术和战略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相较于许多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中国能够以高得多的效率提供技术资本。因此，资本接受方终究需要衡量：谁能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切实提供这些资源？中国在这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且我认为这不只是暂时的，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行使选择权、寻求与中国以外的伙伴合作，这种现象会一直存在。但我认为，中国在资本配置方面的信心和能力只会随时间不断增强。实际上，我将东南亚视为一个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寻求技术资本的地区，因为我们的人均GDP不高。当你的收入水平有限时，选择空间就会受限——你只会选择最实惠的方案。如果这个方案质量也不错，那就更理想了；你不会去选择昂贵的选择。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认为像东南亚这样的地区，可能会更多地向西方寻求经济资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直在实施量化宽松，大量增发货币，而这些流动性尚未充分流入我们这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我们的市场不够了解。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面向全球，积极寻找技术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配置机会——我认为这也是全球南方自身应承担的职责。

回到稀土问题，我认为这将成为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以及美国与印尼乃至东南亚对话的一部分。但归根结底，资本的配置将取决于谁能以最具成本效益、最高效的方式实际提供它。就目前乃至可预见的未来来看，在技术领域，中国正日益成为更具竞争力的资本配置者。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中国每年培养400万到450万名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而美国每年培养的STEM毕业生不足100万。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可以预见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当前中国在技术上的高度竞争力已是共识，如果继续保持如此大规模的STEM毕业生培养，你们只会在技术上变得更具竞争力。这也意味着，能够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获取和配置技术资本。

我认为中国对此不必太过担心。大多数东南亚人根本买不起iPhone，他们只能选择OPPO这样的中国品牌——比如中国制造的OPPO手机，价格实惠得多，拍照效果甚至更好。你只需花200美元就能买到，而iPhone却要1400美元——我们负担不起1400美元。

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东南亚与中国之间高度互联互通的基本格局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印尼一直在中美之间采取一种“对冲”策略：一方面与中国深化合作，比如“两国双园”和雅万高铁；另一方面也保持着与美国的接触。但当前美国正推动供应链脱钩，这种压力越来越强。您觉得，印尼这种“对冲”策略可持续性如何？印尼又该如何具体操作，才能避免最终被迫选边站队？

吉塔・维尔贾万：我不认为东南亚国家会通过削弱对华关系来改善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去年，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而与美国的贸易额仅为53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东南亚对华贸易的增长速度和加速度都将持续高于对美贸易。

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供图

这趟列车已经驶离站台，势头难以逆转，而对美贸易则缺乏同等动能。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东南亚与中国之间高度互联互通的基本格局，我们必须把握住彼此关系的结构性本质——这种由共同利益驱动的深层联结不会在短期内改变。

这正回应了我先前的观点：东南亚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中国能够以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成本效益和效率提供商品与服务。我认为在短期内，没有任何一方能在这方面与中国竞争——除非东南亚地区的人均GDP达到很高水平。只有当人均收入足够高时，消费者才有选择更昂贵产品的余地。

然而在东南亚，只有新加坡人均GDP高达91,000美元，文莱约三万多美元，其余国家中马来西亚为12,000美元（尚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印尼仅5,000美元，菲律宾4,000美元，其他国家甚至低于2,000美元。在如此有限的人均收入条件下，市场自然会选择最具性价比的产品，而中国制造必将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