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要使全球朝着碳中和的方向共同努力，是否有必要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的机制？你认为可行的做法有哪些？

乔治·扎克曼：这个问题对于碳减排非常重要。虽然探讨这个问题的学术文献汗牛充栋，但目前我们就此尚未达成学术共识。

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既有机制入手，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巴黎气候协定。我们应逐步强化UNFCCC提供的工具，如气候融资、技术转移等，切实激励欠发达国家越过高碳排放的发展阶段，直接迈入使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可持续交通与工业的阶段。通过加大对低碳技术研究、创新、展示与应用的公共支持力度，我们能够逐步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增强其竞争力，让欠发达国家也能应用和推广这些技术。

问：如果把经济脆弱国家纳入考虑，碳边境调节税对于在全球范围实现碳中和是有利的吗？它可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

乔治·扎克曼：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设计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但永远不会实施。比如，如果出口国能够在国内推广碳定价，进口国就不用实施碳边境调节了。这一方面有利于进口国追求更高的气候目标，另一方面，出口国也不必缴纳碳关税了。

最糟糕的情况是，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合法性和公平性面临质疑，加剧经济风险、拖累碳减排进程，甚至可能引发贸易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都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

问：如何设计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才能既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激发贸易战，又有利于全球共同碳减排？在相同目的下，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乔治·扎克曼：我认为试图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促使其他国家推出气候政策是行不通的，容易因有越俎代庖之嫌而受到诟病。

我能想到两种替代方案。第一，对在一国消费的产品，不管是国内生产的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全都征收碳消费税，但是考虑到欧盟的政治架构，这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投票通过，这一方案的落实有难度；第二，对低碳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让本国的绿色生产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样就不用诉诸边境调节税，同时还能促进技术发展。

不过，从政治现实来看，我们只能尽可能合理的设计碳边境调节机制、避免对国际贸易造成太大伤害。因此，我们要严肃看待欧盟目前推动的这个机制、积极有效应对。贸易伙伴应该明确一些现实的红线，给欧盟留出空间，探索出一个为各方普遍接受的方案。

2020年3月，欧盟公布气候法草案，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现场“泼冷水”。视频截图

问：您认为，碳边境调节税收应该用在何处？有观点认为，为避免税收被挪用，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负值碳配额，也就是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或者具体出口国的减排行动。您对此是否赞同？

乔治·扎克曼：我认为碳边境调节收入不应计入财政收支，因为这有可能让人觉得它不是一个气候工具，而是政治工具。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最安全的办法是建立一种机制，将碳边境调节收入退回出口国；但如果把这笔收入用于海外气候投资从法律上可行，这不失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问：建立全球统一的碳定价体系是否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有人提出了替代方案——在各个碳市场之间建立可控的连通机制。您的建议是什么？

乔治·扎克曼：我认为短期内很难建设一个全球性的碳定价体系，这其中涉及的分配和主权问题会构成很大的障碍。而且，虽然碳定价从经济上来说确实是最有效的促进碳减排的办法，我并不认为它对于碳减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采取一种更加分散的方式进行跨境碳交易更加可行，从经济的角度看方法合理，甚至有望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低碳投资。但这种方法要想奏效，购买碳排放权的国家所买的必须是卖出国“额外”的碳排放权。这就需要我们探索一种方法，准确评估所交易碳排放权的 “额外性” （additionality）。

问：中国提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您对中国政府在设计和实施政策时有哪些建议？

乔治·扎克曼：中国的气候政策非常积极，包括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快速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开发低碳新技术、推出碳排放交易市场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但是和很多国家一样，现实比理想复杂得多。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中国如果能够和欧洲共同探讨如何解决碳泄漏的问题，会非常有帮助。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不仅可以遏制欧洲以外其他国家的碳排放增长，也能够帮助欧洲更好地减排，从而有利于全球碳减排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