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所有制议题上，还有两个地方存在不同传统之间的冲撞和互动。第一，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出现过土地“三权分立”，即所有权是地主的，使用权是以出租形式赋予佃农的，佃农还可以将使用权包租给第三者，即真正的土地劳作者。但不同的是，由于革命传统的路径，现在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不属于少数的地主和富农。

第二，是围绕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争论与徘徊。现状所呈现的问题很明显，在中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有很多以宗族为单位的村庄，他们的集体土地在“使用权私有化”分田到户的时候，因为要照顾到不同土地质量的公平分配，而被划成条条块块。这不但妨碍耕作规模化，还导致不少曾在集体制时期建设起来的公共水利设施无法被利用，有些地方甚至“公平理性”地将人民公社固有的农作机械拆开分配！

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中国下一步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可以进行土地买卖，资本就可以顺利介入其中，通过收购大片土地，逐渐形成像欧美国家（如美加澳）那样的大规模农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则会进入城市，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让中国能成为和西方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国家。

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走出土地所有制彻底私有化这一步，不少地区所试行的是鼓励所谓的种田大户或投资者去购买土地使用权，包括用财政补贴来激励大面积的土地集中耕作。

这种试点的成效如何，目前还很难有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是跟中国1949年革命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有一定冲突的。

同样显见的情况是，很难通过农业生产获取丰厚的利润，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相同问题，欧盟乃至美国对农业的补助是路人皆知的。当我们在提及美、加、澳等国的大农场时，必须考虑到一点，即这些殖民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中国不但人多地少，而且农民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如果让他们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并移居城市，他们需要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险，而这又牵涉到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有人用中国国情来抵制某些西方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也不是没有完全道理。

· 国企和民企之争

上一节讨论了农村土地所有制中不同传统的冲突和互动，特别是1949年革命传统的作用，包括为中国制造业起飞奠定劳动力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庞大农村人口起到社会保障作用。这一节，接着讨论城市、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价值冲突和互动。

令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现在中国拥有从地上到天空、从陆地到海洋的全方位工业制造能力。但人们不应忘记，这些能力不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还不如比利时这样的小共同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西方的全面制裁下，苏联和东欧给了中国宝贵的援助，但自1960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也跟中国割裂，中国人民在困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牺牲个人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已成为世界排名第六的制造业大国。

随着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全部取消、但放松了对中国的制裁。中国绷紧了三十多年的不安全感得到一丝缓解，国家的发展战略也由重点投资重工业、国防工业转变为发展轻工业；同时停止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积累，其中的标志性政策就是提高农产品价格。

中国也积极招商引资，利用和借鉴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国民经商“下海”也激发了个人的创业精神，西方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此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不同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的冲突时隐时现，其中以民营和国营之争最为明显。

首先，国营企业跟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新理性经济主义为引导的。新理性资本主义的根本信条即人是自我的、自私的，每个有理性的人的行为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成为企业成功的基础和根本动力。按照这一逻辑，每个人为自身而努力将推动整个共同体的经济活力，经济水涨船高的结果是大家获益，虽然有少数人得益更多，但瑕不掩瑜。同样，按照这个逻辑，国营企业由于不是私有制企业，也就没有个人努力这一源动力，因而无法得到众人合力推动的发展。于是，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

在此指引下，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中小国营企业私有化。持中国1949年革命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的人士，批判私有化培养了“有产阶级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流认知的大潮中，这类批判声非常弱小无力。

同时，被买断或拆分的国营企业为了降本增效而裁减人员，取消原本依托中国革命传统而存在的机构，如企业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公共食堂，甚至医疗服务等社会福利机构，并将这些福利成本统统推给社会。现在民企无论是产业活动还是雇工人数，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大份额。

这么多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国家经济运行面临挑战时，进一步私有化的呼声会再次响起；相对的，在地缘政治问题方面，每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也会有呼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企的声音。

资料图/新华社

民企和国企之争的关键点，看似只是公平与效率之争，但实际上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传统和1949年革命传统之间的论剑。

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大型国企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此外规范国企管理、考核以及约束管理层职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曾有过这方面的实验，比如被称为“鞍钢宪法”试点里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民主管理，就是这样的尝试。但由于实验缺乏足够长时间的试错过程，再加上没有制度性的落实，因此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现在人们希望看到，至少在国企管理层的任命和权责、在人员招聘等问题上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当然，民企同样存在效率和监督管理问题。主张私有化的人会争辩说，民企私企有股份制，持股人和董事会有监督作用。但现在很多国企也是股份制，比如国有银行甚至还有外资股份。与之相对照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非常成功的民企华为就没有企业外的股东。

· 教育、性平、民主和执政在三个传统中的重合、冲突和互动

不可否认的是，上文述及的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贡献，第一世界国家的成就之一也是提高了民众的教育水平，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不少国家努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并取得了相应成绩。

不过，中国人识字率的提高速度和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这可能也跟中国儒家传统有关。孔子的“有教无类”，即便现在看来也非常先进。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东亚，以日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家长们、特别是农村家长都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出人头地，他们甚至会不惜倾尽全家财力去培养孩子。

当然，这种传统价值导向也造成不少负面效应，比如学生学习负担太重，为应付考试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再如，牺牲女孩的教育权利而全力培养男孩的现象，在农村或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的矛盾，即儒家价值观对妇女的压迫、对文化的垄断，是中国革命的对立面；但两者也有重合与互动，比如在教育和家庭观念上，重视教育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而这有益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