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晚清曾一度有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孙中山和章太炎要推翻满清，因此不承认满清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章太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认为中国在1644年就已经亡国了，他不承认满清是中国人，这是非常符合西方逻辑西方版本的。但这只是章太炎老先生一时糊涂，把两百多年的历史划了出去，后来满清推翻以后，他和孙中山都马上收回原来的论断，谈“五族共和”了。后来章太炎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只想着推翻满清，没想过推翻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西方人因此心里会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释你，要解释得你符合他的逻辑。而他们可以这么做的本钱之一就是中国很多人也跟着他解释，西方人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这么说，西方解释不通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很多帮着他解释。

但严格说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讨论，中国的许多事不但是西方难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有些也是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的。比方说我一开始讲到，中国25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并不那么容易解释。

很多人在强调改革成功的时候，总是隐含着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全面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毛时代才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成功，这实际是很肤浅的。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很多争论，有些人又常常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改革，也是不正确的，我觉得是大可不必的。

不管中国今天有多少的问题，但是25年来改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来，中国历代人梦寐以求的。对于拥护毛主席的人来说，应该认识到，毛主席如果看到改革的成就，即使毛主席也不会否定改革的。

我现在就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一再提出来的问题，即按照常理，中国改革应该是难以成功的。苏联、东欧工业化的程度，教育的程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他们都不成功，为什么中国会成功？

有个美国学者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是我特别愿意向大家推荐的，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

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的书为什么值得推荐呢？因为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美国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的，这确实不同寻常。

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实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且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因为苏联没有毛泽东。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毛泽东不断破坏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人自己都知道的，但一般人却没有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这个高度来看问题。当然毛时代与邓时代有根本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把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却不成功。

为什么中国要转就成功了，苏联东欧反而不成功？根本问题就在于中国有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因此虽然他的大跃进等造成了破坏，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毛的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创造性破坏”，就是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这个“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而她强调这个政治逻辑不是邓小平时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泽东奠定的，邓小平是继承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逻辑，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在毛泽东所奠定的这个政治逻辑和政治基础上才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