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问托克维尔当年为什么要舍近就远，不去英国考察自由主义，却要去美国考察民主？换言之，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民主在美国”，为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在英国”？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但对了解托克维尔的思路极为关键，而且对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就托克维尔而言，他把视野转向美国首先就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和欧洲，所谓英国光荣革命模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国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时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义，法国革命则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认为今后的问题并不是法国要效法英国，而是英国迟早要走上法国的路，惟一的问题只在于英国是否能避免法国那种狂风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当时英国的改革后由此指出，英国在 1832 年“改革法案”以来的变革不同于英国以往的革命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延续。

这里应当指出，目前相当流行的所谓“英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乃是一个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它极大地模糊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首先，就托克维尔时代而言，没有人会把英国和美国看成是同一类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历史意义；其次，在英国 1870 年改革进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国和美国恰恰代表民主政体内的两大极端，即美国是所谓“纯粹总统制”，而英国则是“纯粹议会制”。这一差异绝非无足轻重之事，而是深刻影响两国从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例如所谓“三权分立”人们常以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实只是美国总统制下的制度，而决非英国“议会至上”制度下的安排。总之，泛泛空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自由女神像

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和英国事实上代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以致欧洲的一般思想氛围就象今日中国思想界，充满了关于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的比较，充满了以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为样板的向往。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在当时尤其对整个欧洲都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国为模式来思考欧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问题。因此，如果托克维尔也是这样看问题，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而应该去考察英国的自由主义。但托克维尔恰恰从很早开始就非常怀疑当时这种言必称英国的倾向，并在他访美以前写下的重要长文“英国历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结论。意味深长的是，托克维尔在那里给予正面评价的是英国 1640 年革命，而对 1688 年革命即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评价却是否定性的，因为他认为 1640 年革命是英国平民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 1688 年革命则是封建贵族的回潮，从而使 1640 年革命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该文结束前他特别表示他看不出当时法国人期待法国的 1688 年革命有什么益处，并说他在总结了英国史后反觉得“更加骄傲自己出生在海峡的这一边（即法国）”。毫不奇怪，两年后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当许多自由派都将之看成是法国的 1688 年革命时，托克维尔却以更加认定“英国不足以被看成样板”的心情离法赴美。

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访美归来后，在正式动手写《民主在美国》以前，终于下决心非亲赴英伦考察以后才能下笔，以便印证他的基本信念，即贵族自由主义制度即使在英国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这次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即英国本身已处在民主革命的漩涡中。托克维尔访英回来后，再无犹豫，开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国》的写作。

这里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这本名著的书名不宜译为《美国的民主》，而只能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正如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他这本书要表述的只有“一个思想”（a single thought），这就是：“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来临”。换言之，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首先是民主时代的来临问题，并强调民主问题将是“普遍而持久的”（universal and permanent），惟其如此，他才反覆强调，他这本书要提出的问题“并非仅关美国，而是与全世界相关；并非关乎一个民族，而是关乎全人类。”民主“在美国”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民主时代”来到欧洲无一例外要以摧毁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以“民主革命”为必经阶段，美国则因为历史短暂是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国家，因此“民主在美国”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以推翻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避免了欧洲那种民主革命。托克维尔认为，由于民主在欧洲是伴随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已习惯于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而他对美国的考察则要告诉人们，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在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