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普京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过时（obsolete）”的学说。虽然这一学说在今天可能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但事实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这一学说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它是治理多样性的一种手段，而且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与自由主义脱节的民主不会保护多样性，因为大多数人会用他们的权力来压制少数人。自由主义诞生于17世纪中叶，作为解决宗教冲突的一种手段，1945年后又在解决民族主义冲突方面获得新生。任何围绕着由种族、种族或宗教定义的紧密联系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不自由的努力都将排斥社区中的重要成员，并将导致冲突。俄罗斯本身保留着自由主义的特点：俄罗斯公民身份和国籍不受俄罗斯种族或东正教的限制；俄罗斯联邦数百万穆斯林居民享有平等的司法权利。在事实上存在多样性的情况下，试图将单一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全体人民，是独裁统治的一个公式。

组织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唯一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正式权力分享安排，这种安排只对共享国籍表示赞同。这就是黎巴嫩、伊拉克、波斯尼亚以及中东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这种联合主义会导致非常糟糕的治理和长期的不稳定，并且在不以地理为基础的认同群体的社会中效果不佳。这不是任何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都应该走的路。

尽管如此，在今天，自由社会应该奉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当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演变为新自由主义，极大地减少了中间派政治领导人可利用的政策空间，并允许了极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增长，而这种不平等一直在助长左右双方的民粹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完全兼容的，它寻求对全球化后留下的人口的社会保护，即使它保护基本的产权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与民主联系在一起，自由经济政策需要通过考虑民主平等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加以调整。

我推测，现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大多数批评自由主义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时间倒回到他们的社会观点占据主流的时期。他们的抱怨是不同的：当代自由主义者愿意容忍任何一种观点，从激进的伊斯兰教到撒旦教，而不是宗教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这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抱怨：许多左翼的进步人士已经表明他们愿意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目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诸如性别研究、种族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研究和酷儿理论等学术追求，自由主义原则受到了持续的学术攻击，这些研究否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前提。挑战不仅仅是对其他观点的不容忍，也不只是在学术界或艺术界“取消文化（译者注：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在公众人物和公司做了或说了一些令人反感或冒犯的事情后，收回对他们支持的流行做法。取消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以集体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表演）”。相反，挑战是对基本原则的挑战，即所有人在根本意义上生而平等，或者自由社会应该努力做到对不同色彩一视同仁。这些不同的理论倾向于认为，特定的、越来越狭窄的身份群体的生活经历是不相称的，分割他们的因素比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公民因素更强大。沿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传统，从自由现代性中产生的认知的基础方法，如科学方法或基于证据的研究，只是为了支持种族和经济精英的隐藏力量而构建的。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进步的非自由主义是否存在，而是它所代表的长期危险有多大。从印度、匈牙利到美国，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保守派实际上已经掌权，并试图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瓦解自由制度，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整个社会。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且现实。

相比之下，进步的反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成功占领任何发达国家的政治制高点。宗教保守派仍然可以自由地以任何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进行礼拜，事实上，他们在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可以对选举进行左右。进步派采取了不同的、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主要是通过他们在主流媒体、艺术和大部分学术界等文化机构中的统治地位来进行。国家的权力已经被纳入他们的议程，比如通过法院废除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保守限制，以及在公立学校课程的制定上。在未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今天的文化主导是否最终会导致未来的政治主导，从而使进步派更彻底地收回自由权利。

自由主义目前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7世纪发明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不断受到右翼强大的社群主义者和左翼进步的平等主义者的挑战。正确理解下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动是完全兼容的，是深厚且多样的公民社会繁荣的基础。它也符合进步人士的社会正义目标：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20世纪末建立了现代再分配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通过深思熟虑和不断妥协而缓慢地运作，而从来没有像他们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地实现其公共或社会正义目标。但是很难看出，从长远来看，抛弃自由价值观将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