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于市场效率的有效见解演变成了一种具有信仰性质的东西，反对国家干预不是基于经验观察，而成了一种处事原则。放松管制降低了机票价格和卡车运输成本，但也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当时金融危机被应用于金融领域）。即使是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如市政供水或电信系统，也推动了私有化，导致了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公共垄断转变为私人垄断。或许最重要的是，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自由贸易为有关各方带来更高的财富，忽视了进一步的见解，即这一点总体正确，而且大部分个体将受到贸易自由化的伤害。从1980年代开始，全球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使工作和投资从富裕的民主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缺乏公共部门的资源和关注，导致从教育、卫生到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不足。

欠费遭断电数月后，美国62岁男子冻死家中  视频截图

其结果是，到了2010年，世界总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也急剧增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一小部分寡头，即亿万富翁，他们可以通过游说和购买媒体资产的方式，将自己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全球化使他们能够轻易地将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司法管辖区，使国家的税收匮乏，并让监管变得非常困难。全球化还导致了移徙相关规则的自由化。在许多西方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开始增加，在叙利亚内战等危机的推动下，100多万难民涌入欧洲。所有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反应铺平了道路，2016年英国的脱欧投票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种对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演变的不满，植根于它的根基。自由主义故意调低了政治的视野：一个自由的国家不会告诉你如何过你的生活，也不会告诉你美好的生活是什么；你如何追求幸福取决于你自己。这就在自由社会的核心中产生了真空，这个真空通常被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或其他不一定导致人类繁荣的随机活动所填补。这是（主要来自）一帮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批评，包括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索拉布·艾哈迈里（Sohrab Ahmari）、阿德里安·韦尔梅勒（Adrian Vermeule）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给任何有更深层道德承诺的人提供了“杯水车薪（thin gruel）”。

这使我们陷入更深层次的不满。自由主义理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围绕着个人和他们的权利而建立的，而政治体系保护着他们自主做出这些选择的能力。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社会合作的产生仅仅是因为理性的个体认为与其他个体合作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在保守的知识分子中，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说得最为透彻，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前提，并将个人自主性神圣化，超越了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才使整个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对他来说，整个以洛克式个人主义原则（Lockean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s）为基础的美国计划是错误的。对他来说，人不是主要的自治个体，而是深刻的社会化的人，他们的义务和与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联系，从家庭到亲属群体再到国家。

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这种对人性的社会理解被大多数思想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生命科学的大量最新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这些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是社会生物：我们身上许多最显著的官能，引导我们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团队中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并不一定源于理性的计算；它是由诸如骄傲、内疚、羞耻和愤怒等加强社会联系的情感能力所支持的。人类几千年来所获得的成功，让我们的物种完全主宰了它的自然栖息地，这与遵循引导社会合作的准则的能力有关。

相比之下，自由经济和政治理论中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偶然发展。它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但它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制定的继承规则，这种规则破坏了日耳曼部落社会的扩展亲属关系网络。个人主义在促进市场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如果个人不受亲属义务和其他社会网络的约束，市场的效率会更高。但这种个人主义总是与人类的社会倾向相抵触。在某些其他非西方的社会，如印度或阿拉伯世界的人，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种情况，在那里，亲属、种姓或种族关系仍然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些意见对当代自由社会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这些社会的成员希望有机会以多种方式相互联系：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族裔或种族群体的成员、某一地区的居民或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信徒。这些群体的成员身份赋予他们的生活意义和内涵，这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不能做到的。

许多右翼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低估了民族和传统的民族认同：因此，维克托·欧尔班断言，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匈牙利民族和维护匈牙利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的基础上的。新的民族主义者，如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将国家地位和民族文化视为社区的号召力，他们哀叹自由主义对宗教承诺的消解作用，渴望更浓厚的社区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并以服务于社区的美德为基础。

左派也有类似的不满情绪。法律面前的法律平等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实践中会得到平等的待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偏见都持续存在于自由社会中，而这些不公正已经成为人们可以动员起来的身份。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运动，首先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促进妇女、土著人民、残疾人、LGBT社区等权利的运动。在消除社会不公正方面取得的进展越多，剩余的不公正似乎就越不可容忍，因此，在道义上动员起来纠正这些不公正现象是必须的。左翼的抱怨在实质上不同，但在结构上与右翼相似：自由社会不足以根除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因此政治必须超越自由主义。而且，与右翼一样，进步人士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与遭受类似侮辱的人交往，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联系以及个人满足感。

自由主义社会中这种团结的本能和共同道德生活的贫乏，使得全球政治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转向了认同政治，远离了20世纪晚期的自由世界秩序。像宽容和个人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被否定时最为珍贵：生活在残酷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想要简单的自由，自由地说话、结社和崇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社会的生活变得理所当然，其共享社区的感觉似乎很淡薄。因此，在美国，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地围绕着身份认同，特别是种族认同问题，而不是围绕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在经济中的适当作用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未能充分解决的，这涉及公民身份和权利的界限。自由主义的前提倾向于普遍主义：自由主义者担心人权，而不仅仅是英国人、美国白人或其他受限制阶层的权利。但是，权利是由领土管辖权有限的国家保护和执行的，谁有资格成为有投票权的公民？这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些移民权利的倡导者主张移民的普遍人权，但这在几乎每一个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都是政治上的障碍。目前，政治共同体的边界问题是通过历史先例和政治争论相结合来解决的，而不是基于任何明确的自由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