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则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

虽然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1986年12月5日去世后的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

尤德是个工作勤奋而又亲民的总督，他的离世使他成为港英政府最优秀的公务员的象征。他曾在乱世中维持着香港的安宁，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为这块殖民地的繁荣而建立了公正的统治制度的英国官员。香港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悼念尤德总督，同时表达他们对其他曾在此任职的英国官员的敬意。很多港人怀疑，1997年后统治香港的官员能否保持现任政府的水平。

尤德爵士，英国资深外交官员，熟知中国事务，曾任英国驻华大使。

1982年，尤德获委任接替麦理浩爵士，出任第26任香港总督。

任内见证了中、英两国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尤德在1986年12月5日访问北京期间心脏病发猝死，成为唯一一位于任内逝世的港督。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

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年不变。

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

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989年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159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

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无疑会为会为自己在创立“一国两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邓小平也会同意钱其琛外长对那一天的描述：

“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