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涓：在这封公开信中，您和其他学者在对华立场上和特朗普政府是相同的，即需要找到办法防止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您和公开信的学者不同意特朗普使用的手段，不同意他放弃长期的接触加竞争的政策。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吗？

傅高义：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对特朗普没有好感，也不崇敬他。他不重用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宏伟的治国方案，行为上也比较混乱，比如撒谎，他还只考虑自己的政治地位。他连美国政府经里原来验丰富的人也不重用，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理念。我们都觉得他做我们的领导人很不合格，这是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他的看法。写那封信的作者几乎都这样看。

但是，美国政府里也有好人，驻外的美国大使馆里也有好人。只是这些官员的领导，没有全面的政策，没有统一思想，没有用全面合理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我对特朗普很不以为然。写那封信的作者，在信里签名的学者，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很了解情况的人。我们都主张应该有更合理、更系统的政策应对中国。

我们也认为（在对华政策上）也应该和别的国家合作。这是我们的看法。

张涓：经常有美国学者批评中国的外交近年来过于强势。如果我们回到韬光养晦的政策，会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吗？这是美国政策界人士希望看到的吗？

傅高义：我写了一本书叫《邓小平时代》。我花了十年的功夫研究邓小平。我认为在他任职的1978年到1992年，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特别好。

他有很多国外的经历。早前，他有五年的时间在法国，一年在苏联。在1973年到1975年，周恩来病重之后不能主持外交工作，他就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这给邓小平提供了非常好的了解外国情况的机会。1975年，他访问了法国。1978年，出访了东南亚三国，还去了日本，当年的这些访问都非常成功。所以，他非常了解国外的情况。1975年，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在北京联络处工作，那个时候他和邓小平就是朋友关系。当1989年美国和中国出现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和布什总统能够处理的非常好。我觉得韬光养晦的政策在当时特别的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目前中国的国力要比1978年强大很多，军事力量也强大很多，对全世界也更加的开放。以前中国的力量没有很强大的时候，别的国家也不会很担心。现在，国力增强之后，自然引起了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的担心。一方面，很多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很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军事目标又很不清楚，造成了担心。我认为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强大）担心，全世界都如此。因此，中国是否继续会保持韬光养晦的政策，会怎么做，会做什么，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

张涓：您对邓小平副总理有深厚的研究，您最怀念他的哪个特点？

傅高义：首先，我认为他各个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丰富。他有12年的时间在军队，有军队的领导经验，是位老革命。他也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从1949年到1952年他在西南局主持工作，地方的领导经验丰富。另外，他还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这样的第一代革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在外交上也有相当的经验。我认为没有什么人有他这么广泛的经验。

第二，他看到1958年的大跃进和之后的“文革”都是不成功的，应该要改变政策。如何改变呢？他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苏联的分裂。他因此想保护毛泽东的伟大地位，保证中国不分裂。与此同时，他改变了毛泽东的保守政策，但又保持了中国的团结。那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我还认为邓小平有自信、也有想法。他在1978年主持工作之后，即使没有正式的地位也无所谓，他接受副总理的称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张涓：如果特朗普继续连任，您如何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傅高义：特朗普也不希望中美关系破裂，希望避免冲突。他原本就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讨价还价的经验非常丰富。中美关系这么复杂，他又不了解中美关系的全面情况，我担心之后的误会会很多，问题会很多。但是，我认为两国不应该有那样的冲突。这是我坚持的目标。

（本文原载于微信号“大国策智库”，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