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现在已拥有非常成熟的纠纷解决机制，平台本身提供了解决纠纷的各种可能性，政府也与之合作建立了互联网法律。所以，整个法律制度实际上被人工智能引领着走向了硬规则体系的方向。这令人感到无比害怕和忧虑，值得引起世人的注意。因为这种情况将导致资本力量过于强大。

在传统和现代社会，包括工业化以来的西方社会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于立法和规则的制定，在民主方面都有比较明确的要求。从中国的国情与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看，立法必须回应民众的要求、呼声与利益诉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是，如果规则的制定权大量落入企业手中，其结果就大为不同了。

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在线调解平台”，已累计处理了超过一万起的纠纷。

由于政府部门同样使用智能终端，所以商家制定的规则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为了避免商家成为其领导者，政府只能比过去的工业化社会更大幅度地介入商业活动，这就动摇了我们改革开放目标的基本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经典的表述，市场经济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拥有自动调节的作用，政府应当撤出商业活动。依据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最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只负责一部分的监管、注册和维稳等传统要求，但智能终端、智能经济、智能技术导致政府对商业活动的介入空前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经济不得不回归新的计划经济。

私人过度承担硬规则的制定，将加剧贫富差距

事实上，硬规则的制定权越来越多地归于商家，这是商家非常乐于见到的结果，因为这将增加利润收益。传统企业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的兴起，需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而以扎克伯格为例的新一代富豪，从白手起家到获得成功用时较短，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走完过去需要一个世纪才能走完的积累路程，由此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是非常惊人的。它的危机表现形式就是十多年前美国发生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其中一个运动叫做“占领华尔街”，起因就是贫富差距带来的1%的富人与99%的穷人的矛盾。

贫富差距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情况，亦是全世界的趋势。而网络技术、网络产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分化。不久前，美国黑石集团共同创始人、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给麻省理工大学捐款建立人工智能学院，明确要求该学院必须包括关于人机伦理的研究，而这类研究必须解决贫富分化、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可见，苏世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是财富的巨大分化带来的社会难题，作为富豪，他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而学者必须在研究科技的同时关注伦理问题。实际上，“钢铁侠”埃隆·马斯克也经常提及未来社会在伦理层面对现代人类有何种要求的问题。

所有的前沿活动都已提出了类似对人类生命的意义、社会的稳定、人机关系的建立等根本方面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本质是肆意践踏医学和生命科学最基本的不伤害原则，暴露了国内对于科技伦理的忽视。尽管背后的投资人和合作者都是美国人，他们以研究艾滋病的名义开展试验，一步一步突破伦理瓶颈，不断吸引韩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投资，进行商业冒险。

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严重违背伦理。

这表明，商业资本在市场博弈中具有盲目性，缺乏伦理约束。正如马克思说的，如果有100%的利润，商人会怎样选择？如果有300%的利润，即便上绞刑架也无所畏惧。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注意伦理问题？一方面，必须加强政府部门和行业本身的自律和外部约束。政府部门相当于外部约束、外部监管，行业本身也有自我教育、自我培训等自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