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欧美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民主实践中有着远比非西方国家丰厚的积累，非西方国家学习与完善民主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欧美各国具体的民主实践并不等于都可以照搬到非西方国家。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来说，丹麦与英国的国家制度“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模仿做到的。”[21]虽然，非西方国家民主的构建也的确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但这不等于说，民主可以强行从外部输入。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当各不相同的内部治理的“神圣目标”被用作为地缘政治工具进行外部扩张时，其结果一定是流血冲突与残酷战争。一方面，危机频生的国际动荡时期，普遍出现的民族主义回溯、国家与政府权力重新强化的现象，如何使之避免引发与激化国际间纷争，这不仅是在战略与政策层面需加以把握调控，而且需要在理论诠释方面得到进一步妥善改进。另一方面，当代欧美体制内部的乱象，严重扭曲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民主”、“自由”的本质与形象。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一如既往地强行实施“民主输出”，也实在是相当荒唐。

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图片来源：网络）

原则上说，笔者并不同意被称为美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纷争，必有一战”的观点。但是，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之初的美国单极称霸时期，自由主义原则支配下的国家内部转型尚可能得以推进，多极化发展态势也可以容忍。但是，新兴力量多极化趋势一旦强劲崛起，本土的自主性与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之间的紧张呈现，自由主义原则就势必向欧美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让步。某种程度上，米尔斯海默所说的自由主义若与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相遇必定会一败涂地的尖锐言辞，从一个侧面道出了问题的关键。[22]

总之，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过程中的“再转型”趋势，在俄乌冲突你死我活搏杀的场景下，被全面扭曲成了意识形态对抗性的叙事。对此，无疑应作出客观理性的有力辨析。另一方面，也完全应该以此为契机，以加强和深化民主的切实并有效的实践来进行回击。

（三）冲突凸显“深层结构变迁”，但国际力量对比依然互有进退，互相交织

俄乌冲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揭示出全球转型中的“深层结构变迁趋势”。总体上看，国际力量格局依然在对立中互相交织，攻守中互有进退。但诸多新现象的出现，推动着研究者们采用新的概念，或者拓展老概念的内涵，来对此加以诠释。本文尝试使用“半秩序”、“不选边”、“大三角”、“转焦点”等关键词来表达经由俄乌冲突而显露、并产生着重大影响的若干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1. “半秩序”

俄乌危机首先揭示出的，乃是冷战终结以来国际制度中的“半秩序”状态。这种“半秩序”状态，与世界战争和革命所带来国际秩序变更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后的国际秩序变化，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战争与革命条件下，就像斯大林（Joseph Stalin）所说，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条件下的国际秩序转型不一样。

一方面，原有国际体制机制出现了大量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比如，最为关键的联合国安理会机制还在发挥作用，但由于俄乌冲突中当事各方各执一词，安理会的功能已被大大地削弱。包括曾经发挥协调与管理作用的国际机制，诸如欧安会功能、明斯克协议等都被一一边缘化。

但另一方面，“半秩序”状态不同于完全没有国际体制机制发生作用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制机制构架仍然存在；大国间沟通管道并没有被堵塞；国际危机管理有大量先例可供参考。最近的信息表明，国际社会各方尤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关键国际组织恢复各自的核心功能抱有殷切期待。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张文才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的最新进展，首先证明，推进国际关系制度化构建与改革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同时也表明，目前的“半秩序”状态，实际上显示国际组织体制的运行结构处于“半危机”状态，不仅亟待改变，而且事在人为，也存在着推进改革的深厚潜能。

2. “不选边”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很多是具有相当丰厚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G20新兴国家都曾经是历史上雄踞一方的强者。国际大变局之下新兴力量“第二次崛起”中的群体集结，[23]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并与西方的相对衰落形成对照。新兴国家不仅以前所未见的强劲势头推进经济增长，而且表现出长期发展潜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一直到2022年的俄乌大规模军事冲突，面对这一连串长期持续的冲突，绝大多数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结盟、不选边的中立主义外交路线。他们不愿意追随欧美盟国，与俄罗斯对抗；同时，也明确反对战争，主张以和平方式与政治途径解决冲突。正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所指出的，俄乌冲突中，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占世界人口数量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主张不选边、不制裁。这里首先是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绝大部分东盟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其实，就金砖国家而言，不单单是这一次不选边、不制裁。例如印度，甚至早在1956年，当时的印度谴责美英出兵苏伊士运河，但并不谴责1956年10月苏联出兵匈牙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史现象。总之，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立场有着深长的渊源。但是，与以往相比，它们在俄乌危机中的表现尤其显示出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迅速成熟起来的巨大潜能。

3. “大三角”

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进程看，与上述变化密切关联的是，大国间三边关系、三角关系组合也呈现出从传统大国均势转向倚重南方国家的客观趋势。[24]

随着欧亚地区的冲突激化，欧洲国家曾希望借助俄、美、欧三边互动发挥影响。比如，2008年美国拉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以期打压俄罗斯。德法两国出面阻止。稍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中，法国出面调停，旨在借美欧俄三边互动，制约美俄对抗，以保持欧洲稳定。

而在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几乎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始终念念不忘通过联俄制华，在美、俄、中三角关系的构架中占取优势。[25]但在2016年以后情况骤然发生变化。2017年，美国公开同时把中俄作为竞争对手，表明它原先所期待的美、中、俄三角互动并不能如愿以偿。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升级，表明欧洲借欧、美、俄三边互动谋取均衡的努力也告失败。在此背景下，冷战后一度活跃的俄、美、欧三边关系与美、中、俄三角关系都变得相对凝滞

中美俄三角关系（图片来源：网络）

与此呈现反差的情景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为各方争取的重点。换言之，在参与重大冲突的对立双方之间，南方国家已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第三方。这是俄乌冲突后国际三边关系领域的新现象。这里有两种结构性趋势：一种，在俄乌冲突的当事双方处于对抗性状态下，中国反对战争、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同时，鉴于俄乌冲突事发所具有的“复杂历史经纬”，中方主张确保相互安全，反对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这一组三方构架中，中国与绝大多数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俄乌冲突中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方关系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就是从原来还曾起作用的俄美欧三边关系，在屡经挫折后转向一个新的三方关系构架：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峙，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则持不选边、不结盟、和平自主的战略立场。这三方之间呈现出十分清晰的三足鼎立之势。在这一总体背景下的其余三方关系，比如，中美俄、中欧俄、中美欧等多方组合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上述关键三边关系构架的变迁。

4. “转焦点”

这里的“转焦点”指的是，与上述大三边关系结构变化的趋势相吻合，当代冲突与危机焦点正在从东向西转移，而这与经济政治重心向东偏移的情况，呈现出正好相反的趋势。

在近年俄乌冲突持续的同时，哈以冲突爆发，台海局势紧张，这成为全球三大最主要的冲突热点。以往西方列强在欧洲保持着战略均衡，而借在亚洲制造、推动战争与冲突来维持均势。就像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列强在欧洲维持均势，但却在亚洲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在亚洲的伸展博弈来维持在欧洲的均衡。但现在的局面不一样。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是，比如，尽管民进党在中国台湾地区选举中获胜，但不仅美方明确表示反对“台独”的政策不变，中国大陆在表示坚决反对“台独”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以尽可能克制的态度对此做出反应。这预示着两岸之间尽管依然存在着高度敏感的态势，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今后一个阶段中防范擦枪走火、乃至于更大规模的风险。这里所显示的一个明显反差是：与以往正好相反，亚洲地区暂时保持着和平状态，但是，欧亚地区的俄乌冲突与中东地区哈以冲突却冲突难止、战火不断。这一新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一方面，旧金山元首峰会后的中美关系，有可能在一个阶段中使中美两国避免对抗性冲突。而中美关系即使是暂时的稳定，都是有利于整个亚洲的安全与发展的。另一方面，作为目前阶段的舆论和人心之所向，即使其他地区战乱不定，但是，作为当下与今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亚洲不能乱。

总之，亚洲相对地维持稳定，欧亚与中东则继续动荡。就区域格局对照而言，这表明冲突焦点的偏移。而从深层次上的力量对比来说，这是权重转移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