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新兴大国力量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民粹”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体系渐趋成势，世界格局发生着历史性重大变化和变革，而当前国内外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以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面对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思路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内外“双循环”格局，正在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方向。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性转变，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最终构建起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契机。

中国经济凭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抓住战略机遇期，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开辟了“MADE IN CHINA”时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

从国际形势与格局看，2008年是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

这一波经济长周期发展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它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①，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期。

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动向，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趋紧。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以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以竞争为主。这一转变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

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深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协调性行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由“有利宽松”转向了“制约压制”。②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新挑战，带来了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

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一个移动新冠检测点接受检测（资料图/新华网）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考验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跨越式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而随着大中小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也从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历经持续30余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已起步。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规律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以往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这一数据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而消费占比较低，说明中国经济存在成长结构性的短板。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品质提升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光刻机（资料图）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体制的优势将力量集中于一处，充分调动资源用于某些特定发展领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强化体制，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短板。③根据熵的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视甚至舍弃其他方面，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决全部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举国体制”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语汇。工业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形态特征，此时举国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追求内涵式增长时，举国体制就需要改进与升级。

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众多技术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制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