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创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模式。这一点，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深有体会。比如我们的医疗制度，前些年研究医疗改革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到在1978 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模式推崇备至，赞誉中国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健康，并将之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

一直到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仍然称赞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用非常低的成本实现了初级诊疗的全覆盖。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走了一些过度市场化的弯路，但是我们很快就从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

第五，致力追求发展与稳定、秩序与活力的双向平衡。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彪炳千秋的政治成就，还体现在一些更为宏观的方面。如果比较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中国在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方面，几乎是做得最好的。

在以上每一个方面，中国都曾有过曲折的经历，但最终都得到了及时的调整和“校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鲜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而且确保了中国在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保持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政治稳定与社会活力的平衡，稳妥处理了有为政府和市场的复杂关系。

例如在中国地方关系上，如果我们比较地看苏联、南斯拉夫，还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改革失败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央地关系，比如说南斯拉夫的解体，主要原因就在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

改革开放以来，在剧烈的发展转型中，中国的国家财税能力和中央财税能力都成出现过大幅度滑坡，但是中国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成功改变了这一趋势。同时在90年代末期，以分税制改革为先导，中国又迅速而果断地改革国家制度体系，增强了中央干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稳健的战略定力，政治成就更为突出。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观察者网：后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在香港、新疆以及最近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西方频频设置议题，指责中国。有观点提出，在西方，少有系统理性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著作，这也使得现在西方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偏见、误判不断加深。对于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是否有破局的可能性？

樊鹏：准确地说，西方有许多研究中共的著作，涉及到国企管理、干部管理等各个方面，但他们的问题是不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实事求是，也不够心平气和。他们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抓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特征，但是在改革的后期，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中国社会显示出了复杂重大的变化，他们的研究却没有跟上。

他们的研究基本建立在这些假设上：中共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共附着于国家，会不断收缩、萎缩，直到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共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经济，而不是政治，但市场经济是中共难以驾驭的，所以中共最后会被市场经济吞噬；中国人民会倾向于拥抱西方式自由民主，等等。

但是这四个假设几乎都不成立。比如，“中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际上纵观百年来中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最大的经验就是中共会自我纠错，作为一个压力型政党，中共会自我施压、自我发展，由此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总结错误再出发。

这个过程有点类似美国政治学家说的“muddling through”，就是政治决策在泥泞中前行，虽然左一脚右一脚，但是总体在向前，没有出现重大颠覆。

“中共会依附于国家不断萎缩”也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