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注意技术经济的多场景运用。过去，政府在吸引技术企业来地方投资的时候，主要还是盯着经济。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深入。

我到浙江的很多地方去调研，发现浙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者说是非城市中心地带发展技术经济的时候，不单单围绕着经济思考，而实际上关注到了一种多场景应用与开发。

最近我去了浙江嘉兴，了解到作为新时期“山海协作”工程的一个地区项目，浙江传媒大学的设计系派驻了一个工作组去到温州平阳支持当地农村发展，把文化品牌要素下沉到一个叫新联村的村庄，通过文化符号设计、品牌包装和传媒技术推广，把这里农家散户的传统茶园种植品牌化为一种具有国风的“黄汤茶”，从而极大丰富了一个村庄的文化和社会场景，也深度改变了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模式。

这种多场景的开发应用，才有可能真正有助于构建起来欠发达地区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的蓄水池，深化自我造血能力，而不仅仅是买点东西。

我曾经去过江苏、浙江交界的一个地方，当时地方政府和技术公司合作，设计了一个叫“运河印象”的项目。起先，这个地方没有收益，但之后配合着地方基建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带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技术的蓄水池。很多人被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吸引来了，之后当地的经济也起来了。

现在，我们对于技术公司的想象维度还比较窄，局限在把这个地方的农产品卖出去，让这些农民在网络上可以开直播，但这些方法没有解决这个地方的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经济生态的问题。

技术公司在我国的乡村振兴计划中应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有个通盘的考虑，它应该带来物质层面的提升，但也应该有精神文明和社会政治文明方面的效应。

电子商务培训班，引导和鼓励相关从业人员抢抓“云端经济”就业增收。图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现在也有观点提出，为了更好地兼顾社会公平，政府对平台企业加以监管的同时，可以针对垄断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建立一个特殊的征税或者分红机制，将一部分垄断利润转移到公共民生领域的投资中去。对此，您怎么看？

樊鹏：理论上来讲，任何平台经济的发展，本质上都离不开公众的贡献。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公众提供的数据实际上是技术企业和平台经济的燃油。即使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垄断技术帝国，它也需要数据支撑运作。

那么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呢？技术公司会告诉你说是他捕捉来的，是政府转移给他的，等等。但实际上大量的数据是用户贡献的，十几年前西方就有一个概念叫叫UGC，就是用户产生内容，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概念。

这样一种状态，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参与分红的理论基础无非就是股权、资本、劳动、固定资产抵押，等等。但是传统理论没有考虑过，当一家企业的服务对象本身也是这家企业的贡献者，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进行分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大胆地去挑战一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且也需要分析用户跟技术企业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商品的出售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吗？是剥夺者和被剥夺者的关系吗？还是一种贡献者和被贡献者的关系？

针对如何进行分红，西方学者提出过一些激进的思路。有人认为，如果不对技术巨头的公司结构，也就是所有权、控制权、定价权，进行系统干预，巨头的集中垄断就难以避免。也就是说如果不把技术企业变成一种公共性质的财产的话，很难通过现有的反垄断措施去改变它。

他们所谓的“公共性”不一定是由国家来直接接管或者控股，而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比如，由工人、消费者、政府官员和公众等组成的众多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自治公共信托机构，同时以嵌入式民主管理结构和新的公共利益原则，对平台公司进行结构性重组。

也有人提出，促进分红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推动技术巨头的数据开放。例如仿照传统金融机构监管方式，如果一家技术企业拥有超过5万个人帐户，就应受某些法规的限制。

具体的做法是强迫技术企业开放应用程序接口，要求他们提供对客户数据的API访问权限，使所有市场主体均可以平等地访问消费者数据，这样既可以防止强者越强，也可以促进新的竞争者的出现，从而维护市场开放竞争。

但针对这种看法也有人提出，这么做也许可以促进竞争，但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隐私侵害。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使用了脸书等技术巨头的共享信息渗透进美国大选的。

总的来说，在平台经济中，企业股权、架构都是技术企业的，但是因为用户每天在使用平台，实际就成为了平台经济增值的合法的资源贡献者。据此，也有理由参与“分红”，至少是参与企业运营收益分红。至于具体以什么形式分红，我们应该进行大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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