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曾撰文谈到过深圳的国际化社区治理。除此之外，当下的深圳还有哪些治理亮点？

樊鹏：深圳是改革的高地，党中央、国务院也给了深圳很多战略定位，比如高质量发展高地、城市文明典范、可持续发展先锋、法治城市示范、民生幸福标杆等等。在这些方面，深圳都进行了改革，也都有很多治理亮点。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深圳很早就探索了大部制改革。

我曾经去深圳调研，还对当时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进行过访谈，他当时在深圳推行政府雇员制度。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深圳的改革总是在全国的前列。因为它的编制体制受国家制度的约束，不可以任意的增编，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承担巨量的管制任务，而且它有充分的财政保障，这些条件综合起来就倒逼深圳在机构设置和政府雇员制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试点。

这次以特区成立40周年为契机，中央给了深圳一个“大礼包”，作为先行示范区，中央将按程序赋予深圳在干部和机构管理、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等方面更大自主权。如果考虑过往的历史经验和制度瓶颈，这一条对于深圳下一步开展更加自主的创新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刚才我也提到了，深圳的营商环境建设也是一个治理亮点。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商事制度改革。从2013年深圳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我觉得目前来看，深圳是全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一个城市，也是最具突破性的。

2015年7月，深圳即在全国率先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2016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更多涉企证照与营业执照整合，开展“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试点后，深圳2018年后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上完成了突破，在国家统一的“二十四证合一”基础上，结合了深圳实际，又增加了6个证照事项，实现了“三十证合一”，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将涉企证照与营业执照整合，进一步减少制约创业创新的不合理束缚。

还有一个是深圳的审批制度改革，包括不见面审批。这些改革后来在江苏、浙江等省份也进行了推广，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实现了“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此外，在电子政务、智慧政务方面，深圳也很有远见。深圳从2013年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当前的电子政务系统、智慧政务服务终端已经进入了深度应用的阶段，遍及深圳所有社区，提高了办事效率。

我去深圳调研，发现社区办事窗口，是一窗通办的，也就是所有的我们计生、养老、劳动、保险，这些都是在一个窗口可以办下来的。非工作日时间，则可以去自助服务区。据我了解，基本每个社区的自助服务区都有服务终端，可以办理港澳通行证的续签、交通违章缴费、社保卡的查询打印等等一百多项业务。

还有一个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深圳“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如何更多地吸纳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社会治理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党的大事，但是千头万绪的小事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党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那么多人力去具体介入到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中间。对此，深圳就提供了经验——借助丰富的党群政治资源，同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充分合作，解决社会治理难题。

你前面提到国际化社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案例。我曾经到深圳南山去考察，就看到这里有83个国家的外籍人口构成的复杂社区。2019年，我也去了深圳福田区香蜜湖东海社区，我了解到有8万多韩国人住在这里。

我们怎么样利用传统的街道办、居委会进行管理呢？深圳进行了探索，在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的同时，大规模使用专业社工和新技术充实基层，也在事实上改造了党在基层社区的权力运行方式，将之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治理效能。这于全国其他大城市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还有网格化管理也是一大亮点，深圳市也是全国较早进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城市。

疫情期间，在一线工作的网格员，图自“深圳政法微信公众号”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社工组织，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樊鹏：我原来在深圳接触过一个社工组织，它就是专门从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一开始，大概有三、五十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接近一千人的规模。在华南很多省份国际化社区的专业化管理中，它都有参与。

社工组织实际上是仿效香港和欧洲的。当然，这些社工组织不是纯市场化运作的，而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这种形式，有序有效地进入到社会治理中间。这些组织跟基层政府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合作协同。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我理解它其实就是把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要素，跟世界前沿的治理方式形成了一种混搭。为什么深圳能取得现在的治理成就，这里边不是因为深圳有多少外国人，也不是因为政府花了多少钱，而是因为深圳正在探索国际一流水准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能力的前瞻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