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晚间，湖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今天晚上8点，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444例，17人死亡。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停运公交地铁，关闭机场车站。

至此，这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 再度升级。

面对疫情，我国现有的防疫组织、动员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有何优势，又有何不足？就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吴立群专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鹏。

截至1月23日00:13，全国确诊549例，疑似137例 ，治愈28例，死亡17例

【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这几天，各地卫健委持续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情况。现在我们对疫情的防控全面升级，各级部门都行动起来了。从国家组织与动员能力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这次我们的防疫应对工作做得怎么样？主要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樊鹏：这次的疫情对于我国公共突发性疫情管理，或者说应急机制而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是给中央基本建成的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防疫攻防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考。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今天我们国家疫情管理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需要应对的变量比过去大幅增加。

回顾一下我国公共疫情的管理，其实有三个特别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是新中国建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1950年后国家实行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医疗卫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理念层次树立了比较正确的健康观，加上城乡分割体制下人口流动相对较低，所以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是当时的中国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1978年，在阿拉木图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还受到了表扬。

第二个是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以后我国的一些趋势十分令人担忧，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发病率一度上升，那时社会人员高度流动，而“非典”正好发生在我们国家加入WTO的第2年。“非典”危机的发生给中国政府和社会敲醒了警钟，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背后有着深层的制度性原因，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似乎同时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非典”对中国政府的触动最大，它使政府开始对整个医疗体制的市场化道路进行更加彻底的反思，给一直习惯了只顾埋头发展经济的各级政府最直接的教训是，公共卫生危机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

所以，自“非典”以后，中国政府很快从中汲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不断加大政府卫生投入，2003年之后，仅仅2年时间中央和地方就投入了105亿元，迅速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还投资了164亿元建设了一个覆盖城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

除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存在缺陷外，当时的高层决策者还曾直接指出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尤其对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处理和管理危机的能力不强、瞒报谎报等问题，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为此中央还主导建立了一套信息通报体系。这套体系就世界范围来看，耗时很短，而财政投入极高。所以钟南山院士针对这次的疫情说我们不会重蹈“非典”的覆辙，我想他这样自信的原因，主要基于相比较于17年前，今天中国公共疫情防御方面已经拥有了比较良好的制度资源。

第三个是当下的信息大流动时期。可以说，我们当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非常强的，国家组织力、资源配置的能力也在“非典”时期的基础上进步了17年。但是为什么爆发于武汉的这次疫情，在信息披露、疫情管控和协同配合等方面，总体感觉成效并不是很理想，问题在哪儿？

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讲的，今天我们疫情管理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了，这些制度相比较于今天的环境以及公众的期待，制度的效能打了折扣，而且单就一些制度运行中的微观工作机制来说，还有极大的短板和不足，必须加以正视。

现在的疫情管理，稍有不慎，风险就会蔓延，极容易形成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社会危机”事件，极大损害政府威信。2003年自媒体显然没有今天发达，时至今日国内外众多的社交媒体使得信息的蔓延错综复杂，公共舆论波涛汹涌，在信息革命条件下，决策当局的信息流不见得更加有序和高效。当然这次恰逢“春运”，全国性人口大流动也是一个复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