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埃利亚斯·贾布尔】

巴西新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不久将抵达中国首都北京。这场访问令人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重大主题有望通过此次访问得到解决。

显而易见，两国共同关切的问题将被提上议程，其中包括两个经济体如何进一步融合等。

在我的国家巴西，两国之间的关系被误解很深，这是个大问题。人们讨论最多是贸易议程，深层次来说，问题的借口就是巴西不满于维持中巴贸易现状。

换句话说，巴西不满足于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商，我相信这个角色甚至也不是中国人的兴趣所在。一个衰退的、去工业化的巴西，其社会结构被破坏，处于法西斯主义威胁之下，这对美国来说再好不过，但对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却是很糟糕的。

我们回到卢拉·达席尔瓦，这位巴西总统曾遭到无情的司法迫害，不久前，他在史上最大的法律诉讼中被定罪并监禁580天。难以置信的是，卢拉出狱了，并证明了他的审判官是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利益集团服务的，并最终在选举中击败了极右派博索纳罗当选总统。

2022年10月30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圣保罗举行的总统第二轮选举中投票结束后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图片来源：美联社）

七年前，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反对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政变，巴西因而经历了糟糕的几年。这短短的几年是巴西历史的交汇期。

要讨论兼顾巴西、中国和全球南方利益的议题，必须回望两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不考虑历史因素，中国和巴西两国的联合与互补战略就无法形成。

1980：中巴历史的岔口

20世纪80年代末的巴西和中国，正在驶入不同的时代。

自1930年革命以来，巴西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1980年）。就好像巴西从中世纪的1930年代，进入了1980年的当代世界。这是一条矛盾而特殊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一历程在随之而来的数十年低增长、去工业化和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巅峰时刻宣告终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巴西的战略思想已经被一种愿景所取代，即巴西应该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中低头。从那时起，我们失去了实现自己的愿景和擘画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

卢拉·达席尔瓦和迪尔玛·罗塞夫的上台正是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的反映。巴西再次思考自己的基业，以独立国家主权融入世界的清晰战略为基础制定决策。但是，卢拉·达席尔瓦和罗塞夫的“巴西梦”在2016年的政变遭到了打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曲折后，于1978年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事实上，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反，中国重塑了社会主义。这种对社会主义的重塑是通过市场机制发生的，中国千年来的农民的生产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得以贸易化，并产生了良性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我称之为“新社会经济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

换句话说，如果说毛泽东依靠贫苦农民的力量发动了革命，那么邓小平则依靠中农来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并且没有在苏联福特主义和其社会主义模式衰败后屈服。

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到2020年，中国年均实际GDP增长达到9.2%。而且，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在以高于国际平均增长率水平增长，几乎没有间断过。

同时，中国35年来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约为9%，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仅250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8827美元，也就是说，增长了36倍！随之增长的还有高额投资，1982-2011年，投资占GDP年平均比重达到36.9%，2004年以来更是超过了40%。

2012-2021年中国人均GDP增长情况（图源：CEIC数据库）

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商业、工业和金融大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约14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和金融机器，其背后的基础是99家世界五百强国有企业集团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

中国正在引领社会主义新潮流

在中国，至少可以看到两项主要变化。其一是高科技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创新塑造了独特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以公共部门和经济规划重大项目为基础，千千万万个工程师和项目经济师使用颠覆性的技术创新（5G、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开创了全新而且更优越的经济规划（economic planning）形式，使得我们对各种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形式产生了质疑。

其二是新全球化基地。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内部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从基于交换价值建设的经济，转向基于使用价值建设的经济。了解这一现象对于任何试图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潮流和发展道路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几十年的高投资率已经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变，国内高铁运营里程达到4.2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这种创造使用价值的新机器正为“一带一路”等全球倡议奠定了基础。

这意味着，高科技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引导潮流，外围国家将能够根据这一潮流规划其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富有成效和包容性的“新全球化”出现了。

一个实际问题也因此而产生：这样的新全球化进程，对巴西和整个全球南方国家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