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与电力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当时，很多人并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以及电力需求马上将要进入一个超高速增长期，因此，一度没有积极支持电力投资与建设，当时有“三年不建电厂”（或“三年不建火电”）的流行说法，这导致2003年之前电力装机容量扩张缓慢。

很快，经济就出人意料地转为加速发展，用电需求随之猛增，增速达两位数以上，这时候电力供应则因前几年压缩投资而出现了缺口，致使2003年与2004年间全国普遍闹起了“电荒”。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到处拉闸限电，影响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

针对大规模电荒，中国大力加大电力投资，电力装机容量迅速扩张，发电量也随之高速增长。经过数年令人吃惊的高速增长之后，2010年，中国发电量达到42071亿度，超过（至少追平）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在仅仅在十年前即2000年时，中国发电量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与全球第一出口国。

通过上面的比较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力工业或中国发电量这一空前快速的发展与增长，高过大跃进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包括1980-2000这一历史时期。

1960年中国发电量594度，直到1978年发电量达到2565亿度，增长三倍用了18年。

1980年发电量3006亿度，1999年发电量12331亿度，增长三倍用了19年。

新世纪只用了13年，从2000年的13556亿度到2013年的54316亿度，而且这是在更高的基数之上。

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发电量增速也随之下降。其中，2015年增幅最低，勉强高过2014年，有的统计甚至认为该年发电量为负增长。当年，铁路货运量、进出口总量也都是负增长，这与发电量的低迷状况是相匹配的。

自2016年起，中国发电量恢复增长。2018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已经接近19亿千瓦，美国不足11亿千瓦；发电量中国70000亿度左右，美国42000亿度左右，中国是美国的1.7倍。不过，中国人均发电量刚达到5000度，尚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二，还有大量增长的空间。

2019年4月12日，江苏苏州，国网江苏电科院运用自主研制的“电网神器”——特高压互感器移动试验车，顺利完成苏通GIL综合管廊工程电压互感器计量交接试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中国电力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2003之后的中国电力工业，不光发电量剧增，而且电力技术与相关的装备制造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由追赶者升级为领跑者。

2003年后的电力大规模投资，同时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升级换代行动。

火电方面，中国决定上马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电机组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机组。最早的超超临界百万机组于2004年投资开建，2006年分别在华能玉环电厂与华电邹县电厂投入正式运营。2008年，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两台机组投入运营，当年就创出最低的供电煤耗（指电厂每向电网送出一度电所消耗的标准煤数量）世界纪录，并在此后不断刷新这一纪录，2015年曾创下平均供电煤耗274克/度的记录。（《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供电煤耗屡创世界新纪录》，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9日）

到2016年底，中国已经有近百台超超临界百万机组在运营发电。

从2008年到今天，供电煤耗的世界纪录一直由中国的火电机组保持并不断刷新着。2017年，刚刚建成投运、采用最新的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技术的两台中国火电机组，其中的华能山东莱芜电厂7号纯凝式机组供电煤耗为271.02克/度，国电泰州电厂供热机组供电煤耗低至264.95克/度。

2019年4月下旬，由上海外三（申能科技）提供技术支持的华润电力曹妃甸电厂二期工程百万千瓦超超临界3号机组投产。该机组设计供电煤耗低于263克/千瓦时，为全球设计能耗最低的火电机组。

中国的火电机组不但在节能方面做到了世界最佳，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方面也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正在全面推行超低排放的目标，接近或达到了天然气发电排放的标准，令这部分火电行业摘下了高污染的帽子。

在此期间，中国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百万千瓦空冷火电机组（即发电厂不用水而是用空气冷却，节水成效显著）与六十万千瓦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与发电技术同步，中国的电网技术也实现了飞跃，率先在全球建成了可实现商业运营的特高压电网。

在水电领域，中国经过建设三峡大坝这一重要的学习机会后，水电站建设、运营技术与水电装备制造技术，都迅速跃居世界第一。2005、2008年先后开建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目前正在建设的白鹤滩电站成为全球第一座安装百万千瓦水轮机组的水电站，该机组也是由中国自己制造的。

在核电领域，中国的进步同样惊人。中国分别通过与法国、美国合作，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目前中国至少掌握了三种三代核电技术，即纯国产的华龙一号、与法国合作的EPR、与美国合作的CAP1400，其他国家无一能比），并成为开建第四代核电站的唯一一个个国家。

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华龙一号示范工程3号机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太阳能、风电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些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借助“电力大跃进”，短短几年内就追上了西方，目前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2003-2013年的超高速发展与大规模投资，中国电力工业完成了由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这一时期的电力工业的发展，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的，是既快又好的。

五、速度与质量是统一的，而非割裂、对立的

遗憾的是，中国舆论——媒体与经济学界——未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反而轻佻草率地给这一时期的发展扣上了“光有速度没有质量”、“投资拉动粗放低效”、“缺乏创新”等一系列帽子，得出了只有降低增长速度、才能提高经济质量的结论，并影响到了实践。

将速度与质量、将投资与科技进步、将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对立割裂开来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经不起逻辑推敲与实践检验的。

如前所述，在新世纪的经济高增长阶段，中国火电由以30万千瓦、60万千瓦为代表的世界中等水平，一跃为以百万千瓦火电机组的世界先进水平，能耗与排放都大大降低，这怎么能说是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呢？

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不是抽象地存在、完成的，它需要具体的载体，只有通过投资，才能上马最先进的设备，才能将技术进步落到实处。新世纪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不仅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同时也实现了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如前所述。因此，将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对立起来，是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实践的。

也只有在大规模的投资与生产建设活动当中，技术与创新才能进一步得到提高、完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投资，那么中国的工程师与工人就失去了在实践中让世界先进技术更上层楼从而独步天下的机会，比如，大规模的火电超超临界百万机组投资上马，让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的工程师与工人得以依靠自己的经验与智慧改进整个机组的结构，获得了全世界最佳的供电煤耗；再如，如果不是大规模投资上马水电站，中国就将止步于七十万千瓦水轮机技术，而无法在全球率先掌握百万千瓦的水轮机组技术。

不光电力领域，其它领域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今天引以为傲的高铁技术，毫无疑问，也是速度与质量、投资与创新合而为一、相辅相成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