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就是要说清当前具体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多研究都提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里永远发生作用的最根本的一个矛盾。而“多元决定”的矛盾论指出，矛盾虽然归根结底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这只是一重决定，而我们要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具体化。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里引了一些恩格斯通信集里的话，说上层建筑就是一系列微观事件，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上层建筑自身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它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相应的，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讲，不是谁决定谁，而是相互体现的。

换言之，今天上层建筑的各种矛盾，如意识形态的斗争，实际上就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斗争。比如“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某种意识形式对我们现在经济基础的一种概括，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中，不同的生产方式至少有三种，用老套的、也许不那么准确的话说：如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成国家主导的企业、民族资本主导的企业，以及外资主导的企业。就算我们不去这么概括它们，这矛盾依然存在，且会反映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当中，甚至会影响某些地域和城市的气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多项决议中，有力推动这一理念变成全球性共识

我想讲的第二对矛盾是内外矛盾。这矛盾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

我党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对具体形势的总任务的把握，永远用的是矛盾论的术语，比如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然后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结合”。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式现代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代设想的很不一样，中国式现代化有一面是中国式的全球化，没有中国式的全球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讲“两个结合”，也蕴含了第三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全球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这里面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块，怎么重新叙述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体系里，给予现在的中国怎样一种定位？

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其实一直在有意识地推动“走出去”，让经济、管理、组织走出去，但是文宣没有相应地跟着走出去。我们在中国式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表述。这点可能是我们在座这些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中矛盾论的一个具体运用。“文质彬彬”是动态的，“文”和“质”是相互追赶的，要么是“质”胜了“文”，要么是“文”胜了“质”，而不是永远保持“质”胜过“文”，“文”跟上了，“质”再往前走。就像人走路一样，要么左脚在前，要么右脚在前。

这是我的一些粗浅想法，希望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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