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铂鋆】

日前，一则“1岁娃娃住院4天花费55万元”的新闻引发热议。

新闻中提到的儿童患有一种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患儿如果及时不治疗，通常活不到2岁。目前为数不多的有效治疗方案是注射新闻里提及的那款由某国际医疗巨头垄断的天价注射剂，一支售价高达55万元。

图自社交媒体

目前共有两款脊髓性肌萎缩特效药纳入了国家医保局的新版医保药物目录形式审查。除了经常在媒体、社交媒体上抛头露面的那款售价55万元的，还有一款更便宜、据说药效也非常理想的药物。目前有消息称这款药物的厂商和国家医保局的谈判已接近终点。

孩子们的救命药即将纳入医保的好消息近在眼前，笔者起初对这则新闻并没有特别关注。然而没想到“天价救命药”没火，很多读者朋友把矛头集中在了“医院暴利”这么一个笔者多年来一直试图澄清的误会上。于是，笔者决定把多年来的反驳再串一遍：

我国“看病贵”么？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相关费用暴增的情况下，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72306.4亿元，比2019年增加6465亿元。2020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5146.4元，这其中政府财政承担30.4%，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等社会共济手段承担了41.8%，由居民个人现金负支出了27.7%。

202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7.12%，世界各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的平均值多年来稳定在9%以上。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既好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我们相当的国家，更领先于卫生总费用支出跟我们相当的国家。

我国公立医院暴利么？

2021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2019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2019年通报》）。根据《2019年通报》，我国参加监测的2413家三级公立医院2019年平均盈余率3%，盈余率中位数1.69%，17.6%的三级公立医院存在亏损。

2020年发布的《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通报》称，全国公立三级医院平均资产负债率高于40%，约三分之一的医院资产负债率大于50%。

以我们常识中“人满为患”、理应“效益不错的”三级公立医院为例，公立医院不但不暴利，许多医院还存在“举债经营”的情况。

那么，大家感到医疗“那么贵”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现代医疗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意味着资金密集。技术含金量越高，价格越贵，边际效用越差。

医疗技术存在局限性，“医生治病不救命”。在医院里花了许多钱，实际上跟买彩票差不多，都是花钱买概率，你在付款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分子还是分母。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甚至“人财两空”，就会加剧了人的失落、悲愤情绪，转化为对医疗体系的不满。

我国几十年前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20年前还是一个GDP总量不如意大利的发展中国家。多数人接触现代医疗的历史并不长，总想着“早年看病花不几个钱”。加之患病时的侥幸心理，对疾病的复杂性与现代医疗的昂贵本质缺乏思想准备。

1980年，笔者供职的医院是国家卫生部直属医院，医疗水平较高，当时医院住院病人平均住院天数23.1天，住院病人死亡率4.2%。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2020年，医院住院病人平均住院天数仅为7天。按照现行医院管理规定，别说住院病人死亡率像四十年前那样高达4.2%了，如今住院病人死亡率要是超过0.8%，医院的“三甲”都会摘牌。

医疗在变得“更安全、更有效”的同时，也变得更昂贵，人们对生命的追求显然不允许医疗技术发展走“回头路”。然而，现代医学的复杂性与精确性使得医疗活动高度依赖技术与资金。

一台核磁共振背后是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术成果，一款新药物需要斥资数十亿研发。甚至中医药现代化也依赖技术与资金，张伯礼院士因为激进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在业内著称，他“先人一步”使用超级计算机筛选符合条件化合物，反推中药方剂。

近年来随着医疗高级化、社会老龄化、疾病慢性化（比如说以前活不过两年的绝症通过一年几十万元的靶向药可以生存五年甚至更久），必然导致医疗成本扩大，甚至快于经济增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诊疗环境拥挤、嘈杂，医务人员不耐烦，会激化大家对医疗体系的不满情绪，“看病贵”是不满情绪的主要出口。

外界可能难以想像，为了让医院的设备、医务人员能够组成一个看病、治疗的流水线，也就是维持医院这个“场所”的运转，一家每天接诊一万人次的大型医院一天要用掉十几万度电、两千多立方米自来水（领导还经常疑心医护人员洗手时偷懒了）。水电费只是基本开销，手术室的无菌环境，确保卫生操作的各种一次性耗材，这些成本积沙成塔都是天价。这个规模的大型医院，门诊部是亏损的，仅作为盈利的住院部的“流量接口”。

事实上，门诊复诊病人对于三甲医院来说都是“接一单赔一单”。复诊病人主要是定期开药，现在医院药品“零加成”，倒贴药房成本0差价售药，经济效益远不如检查化验项目多的初诊病人。

2019年，全国公立三级医院获得的财政拨款约占医院收入的13.4%，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经营压力仍然存在。同时，全国三级公立医院人员经费占支出比重的中位数为37.84%，平均数为35.94%；而全国公立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检验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的中位数是28.44%，平均数是27.15%，医疗服务收入不能涵盖医院的人员支出。

这意味着在经营机制上，仍然留有医方道德风险的漏洞。公立医院仍然在主观和客观上存在动机，利用医方的信息优势，“鼓励”病人多“消费”药品、耗材、检查检验等医疗项目，以弥补人员支出等项目的资金缺口。这必须会增加病人与医保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