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涓：在您几年前著名的《临界点》的文章中，您提到“从根本上说，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其首要目标，中国必须重新衡量自己的实力，以及与之相称的权利。”您的这个“处方”还适用于解决目前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吗？

Lampton：是的，我认为对目前的情况更有效。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美国人都谈到在亚太地区跟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联盟的必要性，这间接地承认美国需要朋友，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单打独干。但现任华盛顿的政府所做的实际上是很武断地疏远了我们的朋友，不管是韩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因此，我们需要与有限资源以及需要朋友这两个事实相匹配的可以执行的政策。

至于中国，北京以其强势的行为疏远了朋友。中国现在需要一个比邓小平时代更安全的外部环境，来应对复杂的内部环境。然而，美国和中国现在有的都是更倾向于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们通过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获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这些政策本质上都疏远了他国。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不应该继续沉迷于各自的实力，都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彼此合作和做朋友的必要性。

张涓：为了回应《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美国一批鹰派人士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这是不是显示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远没有解决？

Lampton：在我看来，说美国（消极一面）的对华政策“已经解决”并不是合适的表达方法。根本上，由于利益集团的此消彼长，对中国看法的变化，领导人和客观条件的变化等因素，美国体系中很少有“一劳永逸解决某问题”的情况。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既然作为首要的指导性的“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也就会存在围绕引导性政策的斗争。

中国和美国能否在前进的道路上达成一些建设性共识？目前，中国与美国之间达成一个新的富有成效的共识的可能性很小。眼下，我们两国在国家层面的大多数对话渠道都是无法运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担心我们将面临一个消极且代价高昂的不确定时期，而且这个情况不会随着美国政党的更迭而改变。

张涓：最近，特朗普总统在香港问题上发声，如果暴力镇压的话，将会威胁贸易协议。副总统在19号的讲话中重复了这一立场。这和之前特朗普要求双方要克制的态度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您早些时候在《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指出希望美国发挥“调节的力量”。白宫的这个立场和您文章中提到的希望美国发挥的作用是类似的吗？

8月14日，Lampton在《南华早报》发表评论。

Lampton：在《南华早报》的文章中，我认为特朗普政府需要避免——我认为——正在犯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暗示如果北京与华盛顿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香港事件保持沉默并默认中国的行为。最初，特朗普似乎在说，如果他达成贸易协议，他对香港的兴趣有限。现在，新的声明似乎更清楚地表明，如果在香港事件中使用武力，这将使解决贸易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这是客观真实的，而且公开表明这一立场是呼吁北京保持在香港事件中的克制。

此外，无论（白宫）是否呼吁北京保持克制，作为一个冷静的现实问题，国会和美国公众（特别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将通过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贸易问题来回应中国使用武力（处理香港问题）。在贸易问题上，国会尤其具有特别的宪法权限。

所以，最近的声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应该还可以更进一步。我认为未来的声明应该客观地描述使用香港以外的武力的后果——不是威胁，而是客观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问题上）使用武力不仅使贸易谈判受挫，还会危及香港在美国法律的特殊地位。使用武力还会恐吓到所有的中国邻国，这将是一国两制制度的丧钟，并促使台湾更进一步靠近美国；更不用说还会在美国和欧洲的公众中造成很多年的恶劣影响，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

与此同时，我希望看到美国政府敦促香港示威者不要使用暴力，破坏公共财产，干扰城市市政和民事职能的顺利运作。

张涓：在中美两国的各种挑战中，哪个挑战让您最担忧，对两国关系最具有破坏性？

Lampton：最危险的挑战是两国首都以及两国许多普通民众所持有的、且不断增强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在国家政策问题方面，每一方都在努力使对方国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中国或美国都不再存有对对方的好意。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大国策智库”，采访、翻译为中美印象网站执行主编张涓，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