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马那样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马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迁徙模式与作战方式。在丝绸之路上，马不仅是货物运输的主要力量，还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通过这条路线，不同地区的驯养技术、马具设计以及与马相关的艺术形式得以传播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沿线文明的内涵。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中信出版集团

【文/ 戴维·查费茨】

阿富汗人赶着为中国皇帝准备的好马，从帕米尔高原一路走到长安，在旅途终点换取回赐。他们尤其喜欢中原朝廷回赐的丝绸。在许多亚洲语言（以及俄语）中，丝绸长袍被称为“khalat”。这种正式场合穿的长袍，后来成为外交馈赠或商业交易不可或缺的东西。

为什么草原人如此钟情于精美的丝绸服装，这里有几种解释。首先，他们认为丝绸可以驱除叮咬人的虫子，尤其是臭虫。对于那些日夜与牲畜打交道的人来说，拥有丝绸内衣和被褥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养马人还声称，丝绸可以防止战伤感染，因此士兵都喜欢穿丝绸衣服。

传统上，丝绸一直是亚洲贸易的核心。关于这方面的叙事，通常从李广利将军抵达大宛的那一刻开始。除了与贵霜人结盟，他还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在历史上首次让汉朝长安的信使可以辗转5000英里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按照上述传统叙事，中国人正在寻找一条穿越亚洲腹地通往地中海世界的大路，以便满载奢侈品（尤其是丝绸）的商队能够前往遥远的市场。

然而，中国卖给西部各国的丝绸，根本无法抵销汉朝在距离首都长安2000英里外的塔里木盆地驻扎大量军队的巨大成本。事实上，身着丝绸服装的商队首领听说他们脚下的那条路是“丝绸之路”，会感到非常惊讶。每年春天，他们带着马队（每次数千匹，每年数万匹）沿着这条路线，穿越亚洲大陆，前往赫里德瓦尔和长城，因此他们很可能称那条路线为“马匹之路”。马是当时真正的战略物资，也是中原地区最初向塔里木盆地扩张的主要动力。

如上所述，公元前1世纪，中国中原地区需要马匹。在与马匹资源丰富的匈奴长达130年的斗争中，他们急需从更远的地方，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富饶牧场，寻找其他马匹来源。虽然李广利将军远征中亚常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开端，但他毕竟是去采购马匹，而不是贩卖丝绸。

有专家考证，出土于我国甘肃武威的铜奔马即著名的“马踏飞燕”，其原型就是来自大宛的汗血宝马。

毫无疑问，佛教徒和朝圣者，还有贩卖丝绸、瓷器和许多其他产品的商人都曾穿过中亚，在从中国西部一直到印度东部的路线上建造了众多精美绝伦的石窟寺。中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市，商人们在这里讨价还价，购买马奶酒、蜂蜜、乐器、木匠工具、羊毛毯、搭建蒙古包的材料、制作丝绸长袍衬里用的毛皮，以及用牲畜蹄子角质部分制成的胶水。这些物品大多用于当地消费。

而机动性很强的马匹则经常长途跋涉贩往异地。在任何一支商队中，马贩子的马鞍袋里都会装有许多价值高、重量轻的物品，而体积较大、较重的物品则放在跟随在马匹后面的双峰驼的两个驼峰之间。虽然中原百姓热衷于从西方购买琥珀和乳香，但中原皇帝往往对这种奢侈品的进口疾首蹙额，命令商人们多采购马匹，少买非战略物资。奢侈品因此成为马匹进口这一重要贸易附带运输和销售的次要物品。

按价值计算，马匹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大的品类。这既体现在高昂的价格上，也体现在购买数量上，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据学者推算，唐朝（618-907年）将国家预算的10%用于进口马匹。印度王公贵族每年从北方进口多达7万匹马，这个数字与同时代资料中提到的印度骑兵总人数（二三十万）相吻合。虽然这些资料没有提供任何总预算额，但如果将这一时期每匹马的平均价格定为70盎司银，再根据银币过去很强的购买力进行调整，就可以算出，当时的年进口额相当于今天的40亿-50亿美元。没有其他商品能与马匹的市场规模相提并论。

马匹贸易不限于丝绸之路上的陆地长途商队，还包括海上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海船只不仅载着丝绸，还载着另一种中国独有、各地都需要的物品—瓷器。季风将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帆船从杭州和广州送到印度、波斯甚至欧洲，将经过精心包装的珍贵瓷器送到喜爱瓷器的买家手中。

返程货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马匹，因为胆大的商人们会从印度洋沿岸收购好马，运往广州或杭州。这种海运贸易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提供了向东方出售马匹的机会，因为控制阿富汗的人切断了相应的陆路交通。然而，即使在海上贸易中，阿富汗人也很活跃。有文献记载，贵霜人将马匹从孟加拉运到柬埔寨，再从那里运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