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时的某天，森在位于达卡的家的院子里玩耍。达卡现为孟加拉国首都，但在孟加拉国独立前曾是印度的一座城市。当时，一名男子突然尖叫着闯进森家的院子里，男子背后的刀伤血流不止。在那个年代，信奉印度教的人与穆斯林之间时常发生暴力冲突。眼前这名受伤男子是一个穆斯林，名叫卡迪尔·米亚，此前在一个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做劳工，不料遭到当地犯罪团队的重袭。惊魂未定的森让米亚喝了口水，森的父亲急忙将受伤的米亚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米亚表示自己的妻子此前就告诫过他，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穆斯林万万不可去印度教徒聚集的地区打工。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别无选择，只能靠白天做苦力换来一点儿小钱，否则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家人饿死。后来，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他（米亚）被送到医院后，终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一个在经济上不自由的人，等待他的结果竟是死亡。”这一事件令一个未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小男孩深深地相信，贫穷与不自由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森看来，社会发展一直被过度简化成经济指标的变化，但社会发展的目的实则为“使人们得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自由”。他认为，经济增长能为个人提供逃避“不自由”的金钱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不自由”指的正是个人无法按自由意志选择人生的状态。森指出，扩大人们的自由度，比如确保其能够享受医疗和教育的基本权利，同样有助于经济增长。从“不自由”向“自由”状态的转变，应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而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巴格瓦蒂的立场和森的立场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方认为经济增长能帮助人民脱贫，另一方则认为贫穷是自由之路上的绊脚石。然而，尽管两者观点在某些方面明显具有共性，但这仍旧没能阻止双方互相批评，甚至对对方进行恶性攻击。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发表演说后不久，森就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当几千万印度人民仍在贫困线上挣扎时，印度政府将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目标优先提上议程的做法堪称“愚蠢”。

作为还击，巴格瓦蒂将森讥讽为“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指责他迟迟不肯承认经济增长带来的价值，并百般阻挠经济增长前必须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印度的财富再分配不可能先于经济增长发生，因为印度社会里的高收入人群太少，低收入人群太多。”巴格瓦蒂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你想平分一块馅饼，那么你首先得有一块馅饼才行。”对此，森用惯常的文风还击道：“马的跟前确实有一辆车，但这辆车是一辆破旧的老爷车！”

两位经济学家的争论在2013年印度政府大选期间被进一步激化。自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甘地家族后裔拉胡尔·甘地一直主导印度政坛，并与印度非精英阶层出身的政治家、茶商的儿子纳伦德拉·莫迪共同竞选印度总理。此前，莫迪一直任古吉拉特邦邦长。其行事风格备受争议，有人对其重商、理智的政治风格表示赞扬，也有人控诉其在2002年的一场近800名穆斯林丧生的大屠杀中袖手旁观。莫迪在民众眼中是一个褒贬不一的角色，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巴格瓦蒂和森的观点分歧上。巴格瓦蒂支持莫迪，但森对莫迪持反对态度。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森与许多人一样，对印度每天大肆鼓吹的经济发展表示怀疑。他一方面因印度国内低收入人群的持续贫困而深受震撼，并称该人群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印度高收入人群的富有程度感到震惊。印度高收入人群以炫耀式的消费闻名于世。某印度矿业大亨曾邀请5万名宾客参加其女婚礼，婚礼在班加罗尔市内一座仿都铎王朝建筑风格的城堡里进行，花费共计8000万美元。印度的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

孟买市的贫民窟里居住着数百万贫民，而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却在市里建了一座27层高的私宅，这座被称为“参天宫殿”的建筑共计耗资10亿美元。森指出，孟加拉国的经济水平虽不及印度，但其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女性）具有更高的人均期望寿命，享受更普及的疫苗接种，并较其印度同类人群在生育方面拥有更大的掌控权。换言之，孟加拉国以比印度更低的GDP，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社会发展成果。

穆克什·安巴尼的“参天宫殿”

巴格瓦蒂对森的诸多论点表示反对。他用一系列数字强调了印度在脱贫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印度经济增长为多项社会指标带来的改善。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GDP越高，你才有更强的能力来合法享受GDP增加带来的种种好处。”

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智力对抗看似小肚鸡肠，但究其本质，巴格瓦蒂的观点是，我们需要靠经济增长产生医疗和教育资金，而森的观点是，我们需要良好的医疗和教育为经济增长创造必要条件。两者在观点上的分歧不在于最终结果，而在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尽管巴格瓦蒂和森的争论仍在学术界激烈上演，但民心所指则相对清晰。在那次印度大选中，莫迪取得压倒性胜利。我曾密切跟踪过那次大选，并于2014年多次走访印度。就在投票日前两周，莫迪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我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长期执政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之所以将在此次大选中失利，原因在于其对印度国情变化的预判不足。”15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虽未产生“恒河奇迹”，但让印度国内的赤贫人口数量变少了。这种变化减少了印度贫民阶层对主张精英政治的国民大会党的依赖。

“多数印度人不再满足于国民大会党制订的就业刺激计划，或发放的食物供给。”我在报道中这样写道，“许多印度人已经有了更好生活的初体验。现在，他们想就业和得到各种各样的人生机遇。就连那些仍在社会底层挣扎、却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人，也能预见到改善后的生活将是何种情形。卫星电视频道将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形带到了印度最偏远的角落。”

许多印度人已经脱离了一位经济学家所称的“乞求阶层”，转而成为有志向的一群人。印度的社会精英阶层没能捕捉到15年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但莫迪不是，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究竟带来了怎样引人入胜的社会变革。

本文节选自《增长的错觉：经济学家错了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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