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美国霸权：一个目标，多条路径

观察者网：您多次提到中国革命。其实中国学界在四十年前就提出过“告别革命”了。和平来之不易，即使是批评美国霸权的人士，大多数也更倾向于改良做法，比如呼吁对现有秩序进行改革来应对挑战。您怎么看这种策略？我们的一些左翼朋友有时也说中国人很天真，还在幻想能和美国和平相处。您也觉得中国的对美策略很天真吗？或者说，在你们所倡导的激进（反帝）的路线和更务实的（反帝）路线之间，是否还有迂回的空间？

科琳娜：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两种方式都有存在的必要：一方面是激进的、革命性的路线来改变当前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做法。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可被看作是一种更务实的尝试，是不结盟运动的起点。这种努力侧重于通过外交手段，尝试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内争取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全球秩序。这种尝试确实带来了重要的进展，比如“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召开、以及一些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法律出台。

举例来说，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就是当时联合国通过的一项决议，明确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这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国有化、在国际争端中据理力争提供了依据。这些进展帮助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核心的依赖。我认为这些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条路线，那就是“三大洲国际主义”的传统，这条路线相对更为激进，目标依然是改变世界体系。它首先是从地理上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团结在一起，同时它也公开支持武装抵抗帝国主义。它坚定支持越南的反帝斗争、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战争——在1966年哈瓦那的“三大洲会议”召开前，阿尔及利亚已经取得了独立，但当时这种武装斗争的模式依然被推崇。三大洲会议呼吁各国支持激进的反帝反殖斗争，并提出社会主义应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样的国际主义应该与主权国家、地区国家一体化的运动结合起来。

我认为，这种激进的国际主义传统如今也有重新复兴的势头。我们可以在当下对巴勒斯坦的团结行动中看到它的回归，比如对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声援。还有像“萨赫勒国家联盟”（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这样的联盟，它们都带有明确的反帝倾向。再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之间的合作，这些也都是这种激进国际主义在全球南方合作中的体现。

与此同时，我认为通过更务实的方式去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同样值得肯定。比如，有人提出要废除联合国安理会，这是在现有国际机构框架内提出的一项更加激进的主张。如果这项改革得以实现，的确有助于全球体系的整体转型。届时，联合国大会可能会承担更多实权，成为真正的执行机构，这就意味着联合国内部更多的民主参与，全球大多数国家能够真正影响全球政策，而不是继续被少数几个国家——尤其是拥有否决权的美国——所主导。

其实，这样的呼声早就有了，比如2009到2010年期间，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尼加拉瓜的前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就公开呼吁联合国改革。相关提案至今仍在被一些外交官积极推动。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层面追求变革，会非常有意义。

联合国安理会投票

现在还有关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讨论——比如在投票权的分配上做出更公平的调整，以反映当今世界GDP和人口的真实分布。毕竟，金砖国家如今已占全球人口的55%到56%，贡献了大约45%的全球GDP。这种现实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得到相应体现。

我对在这个层面上努力推动变革的国家和外交官表示尊重。关键是看目标是什么。如果这个目标是从根本上改造世界体系，让它不再成为全球范围内财富极端积累的工具，不再加剧种族化的不平等和等级体系，而是变成一个促进平等、和平、合作的体系，一个可以共同应对当下重大危机的体系，比如气候灾难、核战争的威胁——那么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彻底非核化、公正且生态的政治经济体系，能够真正支撑和保护生命，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依赖于高污染、毁灭性的生产方式，牺牲自然和人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维护生命、追求和平，而不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全球体系。

如果这个目标是明确的，那么通过更务实的手段去实现它也是可以的。重点始终在目标，而这个目标必须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根本革命性改造。因为我们当前的国际制度，是由全球北方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核心阶层建立并服务其利益的。

所有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国际法本身，其实都源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际法学者安东尼·安吉（Anthony Anghie）就曾指出，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是为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掠夺提供正当性的。整个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维持这种剥削与掠夺——把全球南方的资源和财富转移到北方。所以这个体系本身已经不适应我们21世纪的生存需求了。我们的目标就应该是彻底改造它，而不是小修小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可以有很多路径。

武装斗争是路径之一。比如我认为的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也属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发展经济则是另一种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机构又是另一种方式，甚至还有完全取代现有机构的方式。比如金砖国家推动的新开发银行、新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新的国际银行体系，还有新的军事联盟与边境管理机制，这些不再是为了维护全球北方的资本利益，而是着眼于保护人和生命的需求。这些新机构将逐步绕过、削弱甚至彻底替代原有的制度，这也是达成目标的另一条路径。

所以，在我看来，以上路径都是通向同一个目标的多种实现方式。而我们现在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历史时刻：帝国主义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危机、移民危机——这些问题彼此交织，每一个都极具紧迫性。因此，我们需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一切可能的支持，才能在满足必要速度的基础上推动整个世界体系的彻底变革。

观察者网：中国常把自己视为与“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的国家，我们都曾经历反帝、反殖的历史；如今虽然与美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中国并不想与美西方全面“脱钩”。你在演讲中多次谈及“脱钩”（delinking），这更多是一种学术或认知层面的策略，并不意味着要与全球北方体系彻底隔绝和“断链”，对吗？

科琳娜：是的，问题不在于颠覆关系本身，而在于这些关系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所以我们要努力改变的核心方向是改变这些社会关系。

从万隆会议、三大洲会议、一直到当下多极化时代中创建新国际机构，这都是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尝试，其共同的目标都是改变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或全球少数国家与全球多数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正如埃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所说，“脱钩”并非意味着自给自足或与西方彻底断绝往来，而是要改变这种往来的性质，推行以满足本国人民需求和抱负为中心的“内生型”发展，而不是继续以迎合全球北方资本利益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

这种内生型模式还应更多依托区域一体化。我认为由于邻国普遍对于各自的被殖民历史以及帝国主义历史更加了解，所以他们更容易基于共同的历史和物质条件实现相互理解，并尊重彼此的主权诉求，这使得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恢复主权。而且与近邻国家开展贸易，比起全球运输货物所产生的高额碳排放，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所以区域一体化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有益于世界。

归根到底，“脱钩”的目的在于改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彻底终结延续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当代形态——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剥削与压迫，使各国真正具备满足本国人民需求与利益的能力。

这样，各国才能在粮食、能源、国防等关键领域实现自主。毕竟我们都知道，若一个国家没有自主军队、无法制定自身军事政策、生产武器、拥有与他国的战略合作的选择权，就谈不上拥有真正的主权。因此，军事主权同样至关重要。

但是我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不是与西方断绝往来，而是把对西方的关系从现有的状态转变成一种基于尊重与平等的关系。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终结帝国主义。

只要帝国主义仍存在于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国家之间基于主权所应享有的尊重与平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口头上说得再好、制定再完备的文件，甚至制定例如被视作“全球宪法”的《联合国宪章》这样的文件，但在帝国主义主导世界秩序的前提下，这些原则都无法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