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明的定名公案

“我就是那个老挖根佬，挖坟挖出了许多文物。我偷走上面的神庙，我偷走下面的圣物（注：“神庙”和“圣物”在克丘亚语中都是“瓦卡”Huaca即“挖根佬”Huaquero的词根）。

……挖根佬！挖根佬！我们快去挖坟吧；挖根佬！挖根佬！我们快去挖坟吧……”

——秘鲁1960年代流行歌曲《挖根佬》（El Huaquero）

被当代人类活动严重破坏的瓦里坎加遗迹

读者可能注意到，上一节遗留了两个问题：

1、既然苏佩河谷的文明记忆已经断裂了，今天我们怎么会知道“卡拉尔圣城”这类名字？或者说，“卡拉尔”、“圣”这些字，分别是谁起的？

2、进一步说，我们前面讨论了整整一节的这个文明，现在的名字到底叫什么？这一切又与中国、与这篇文章的标题有何相干？

本节将依次回答它们。

首先，“卡拉尔”和“苏佩河”都是数千年后的印加时代才有记录的克丘亚语名字。一般认为，“卡拉尔”意为古克丘亚语“芦苇”（源于苏佩河在当地自然形成的湿地苇荡），而“苏佩”就是近现代安第斯土著世界观里的精灵“苏帕伊”——熟悉《欧雁塔》之类印加文学的人立即就能想起来这是什么。

因此，先有这两个现代地名，然后在当地发现了遗迹。

至于“卡拉尔圣城”的“圣”字，它是这片遗迹的建造者起的吗？当然不是了。这是秘鲁考古学家露丝·沙迪定名的。

从这里开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两代秘鲁考古学者与西欧北美专家之间的“秘鲁文明起源解释权”争夺史。

第一场秘鲁早期文明之争的主角：“南美考古学之父”马科斯·乌勒（从美国拿钱的德国人，左）和现代秘鲁本土考古学奠基人——胡里奥·特略（秘鲁克丘亚原住民，右）

1905年，乌勒受加州大学之托沿苏佩河考察，至少见到了阿斯佩罗。然而，他并未发现当地的土墩并非天然形成，误将该遗迹当成了一个废弃渔村。

乌勒是将正规考古带到南美的第一人。但他为人傲慢、否认南美土著文明的独特性，始终认为它只是从中美洲“传播”进来的。结果，他在钱凯、莫切等地不断犯下同类错误：先专业地展开一通田野调查，然后用固有认知扭曲自己的发现，最终得出南辕北辙的分类定论——顺便将一堆文物拉回美国。

土著人特略靠国家资助读完了大学、全奖出国读研，成为首个受现代考古训练的秘鲁本国人。他怀着强烈的报国热情和原住民独有的民族责任心，通过细致调查，纠正了乌勒的大量错误，尤其是1919年发现起始点可上溯至公元前1200年（之前秘鲁最古老的遗迹仅能追溯到公元初）的查文遗迹、判断其为“安第斯文明的母体”，奠定了“秘鲁自身就是秘鲁文明源头”的新定论，推翻了乌勒的文化传播论。

然而，查文位于远离海岸线的高地深山，且艺术品大量出现更远的亚马孙雨林特产动物形象，不像原生的文明发祥地。

二战前，特略和美国人威利分别去过阿斯佩罗，但都犯了和乌勒同样的错误。1948年美国人科索克调查了卡拉尔台地上的遗迹，但测年时将其误定在中地平线时代；加上未发现陶器，在大批“二等”遗迹缺钱立项、无人问津的秘鲁海岸，他的发现被认为无关紧要无视了。

笔者在钱凯港文章中提到的钱凯文化爱好者天野芳太郎，1956年在利马会见了一个老乡——原计划调查南美日本人的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泉靖一（右），将其拉入了安第斯考古这个巨坑

1958年，泉靖一率东大考古队卷土重来，1960年在科托什发现了地层上比查文更古老的建筑，事实上推翻了特略的判断。1970年，威利与同事莫斯利再访阿斯佩罗，终于发现那些土墩其实是坍圮的神庙；此行中，莫斯利的一名研究生用碳定年法测出了该遗迹的正确年代，却因实在太过久远，被当成样本污染忽略了。

1980年，“科托什宗教传统”一词被提出，用于归纳早于查文的一系列零散遗迹上发现的共同建筑特征。这时学界已认识到，秘鲁海岸应当有过一个比当时所有已知文化更古老的大型文明，却始终未将它与正确的遗迹主体对上号。

直到1994年，秘鲁考古学家露丝·沙迪考察卡拉尔，才终于确定了这个迄今已知美洲最古老的文明——并引发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学术冲突和命名战。

第二场秘鲁早期文明之争的主角：乔纳森·哈斯（美国，左）和露丝·沙迪（秘鲁，右）

1994年，时任圣马科斯大学教授的沙迪基于科索克等人的研究，提交了对苏佩河谷的考察报告。由于考古系拿不出钱，她自掏腰包，带领少数师生深入卡拉尔台地遗址，但未能找到有机样本。1996年，沙迪再次发掘，获得了可供测年的网兜植物纤维。

虽然是秘鲁的清北、美洲最古老的大学，圣马科斯照样没有碳定年检测能力。然而1999年，沙迪在美国开会时认识了芝加哥的考古学家哈斯夫妇，他们应邀访问卡拉尔遗址后，当即提议免费检测沙迪团队的样本，条件是发表成果共享。

最终，多实验室交叉验证的碳-14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卡拉尔遗迹的文物样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3000年！

虽然和已发现多个距今上万年考古文化的中国无法相比，但此事当时对秘鲁的意义，不亚于民国时的殷墟和甲骨文。

2001年，沙迪、哈斯、哈斯老婆克雷默（两人隶属单位不同）三方作为共同作者，在《科学》上发表了这篇卡拉尔遗迹定年的里程碑论文。

然而，文章发表后，英语新闻界在科普报道中，莫名其妙地将所有成果都归于了哈斯夫妇，写得仿佛他们才是这项考古的组织者（实际上他们与田野发掘毫无关系），对沙迪团队和秘鲁圣马科斯大学则是轻飘飘一笔带过。直到今天，用人工智能检索，还能获得许多“1994年美秘双方联合组织了卡拉尔考古”之类完全错误的信息。

如果说这并非哈斯夫妇本人之过，那么他们很快就在2004年投给《自然》的论文中将这个坑填上了。这篇文章塞了许多定量分析、但文字基础论断其实全是抄沙迪的，却只象征性引了她一篇西语论文，且正文完全没有圣马科斯大学和沙迪团队的影子。

对沙迪来说，这已经很令人生气了；但随后彻底将她激怒的是，哈斯夫妇靠这篇文章拉拢了自己一个同门师兄的儿子——阿尔瓦拉多·路易斯·鲁比奥（当时已投靠哈斯老婆的北伊利诺伊大学）作为代理人，趁秘鲁缺乏经费、遗迹疏于管理，创建了一个与自己平行的“小北考古项目”（PANC），然后依靠当时美国科研经费充裕、垄断先进技术的优势，利用从她那里搞到的大量独家信息抢坑发掘！

这个“鲁比奥”投靠哈斯骗到了SNC三作，但在秘鲁体制内无公职（据笔者所知），完全依赖美国人发工资。此事最坑的是，虽然是文明古国，但缺钱的秘鲁考古学圈子并不大，沙迪甚至是他妈婚礼上的伴娘

小北地区一个古文明的考古研究，被他们横插一杠，分裂成“秘鲁主导”和“美国主导”两派。

面对沙迪，哈斯夫妇一面辩称他们的“小北考古”是不相干的独立研究、因为他们调查的是与苏佩无关的福塔莱萨和帕蒂维尔卡河谷，一面在英语学术界大肆宣传“小北文明”（Norte-Chico Civilization）概念，试图将其固化为国际学界共识，冲掉沙迪指责哈斯的学理基础。

这场争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北文明”成为英语世界对卡拉尔-苏佩遗迹的主流用词，并被视为一个包含大量同等重要零散遗迹（例如前面提到过的瓦里坎加等）的松散地区；与之针锋相对地，“卡拉尔文明”（以及更完整的“卡拉尔-苏佩文明”）则成为沙迪团队以及一定程度上秘鲁官方的定义。

哈斯的PANC项目至今仍在瓦里坎加等地断断续续地开展工作，而秘方关于他们两口子学术不端的控诉被两人美方单位审查后均遭驳回，只给了一个“谴责”罚酒三杯。一般认为，这一姿态也只是因为美国学术界担心，这场冲突闹大，将来可能影响美国考古学家在秘鲁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