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个“秘鲁内因”：安第斯山区的沉默者

人类有四个种族……白种人主宰着世界，黄种人拥有中国和日本两个超级大国（笔者注：原文如此），黑种人虽不如他们那样富裕，但至少主宰着自己的大陆。相比之下，红铜人种（美洲印第安人及其混血后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统治权……我们是乌托邦式的；在希望已经丧尽的时代，我们仍怀着希望。

……纳粹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我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优越，而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必须重新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我们不指望别人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靠自己，首先要为我们的民族、血统和文化感到自豪……

——伊萨克·乌玛拉，2006年

由于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特征和西班牙人漫长的殖民掠夺记忆，秘鲁高地人民天然对互助经济、集体公社和“反商业生活方式”抱有认同感，同时倾向于讨厌一切跨国公司进山采矿。老伊萨克在“种族卡塞雷”理论中提出“安第斯社会主义”口号，勾勒了一幅“驱逐外国资本、恢复艾柳公社、建立原住民民兵”，然后借助和发扬秘鲁政府军系统打败智利（智利政权相较秘鲁的其他邻国高度白人主导，被该理论视为西方人殖民美洲的反动堡垒）、最终以某种方式重建500年前印加帝国、一统安第斯西麓的前景。

安陶罗（左）和欧雁塔（右）都参加了秘鲁政府军，而且都去镇压了“光辉道路”

从北美自由主义视角，“种族卡塞雷”强调民族主义和种族身份、鼓吹全社会军事化、虚构某种“需要（靠战争）重现的（印加）帝国辉煌”，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然而，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提倡公有制和集体劳动、完全抵制（当时主要是美国）外资和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又是如假包换的左翼立场。从西方白左视角，由于他们宣传美洲原住民权益破坏了白人语境下的“社会保守主义”要素，他们在技术上甚至无法被归入劳芬贝格或利莫诺夫式的民布阵营。

“种族卡塞雷”这个到处自相矛盾的叙事框架到底为什么能够存在？

关键在于，它抓住了许多年来，一直被利马主流政客和传统知识精英忽视的一大批秘鲁人：

阿亚库乔或库斯科圣谷山区的贫困原住民（尤其青年），他们被传统议会共产党的视野边缘化，又往往与“光辉道路”发生过冲突；

曾舍生忘死爱国、却深感被国家高层腐败背叛的秘鲁退伍军人（尤其参加过1980-1990年代厄瓜多尔边境冲突的老兵，相当部分是克丘亚人）；

进入利马等大城市讨生活的山区土著“移二代”。他们是抽象故乡合法土地上漂泊的具象的异乡人，在城市贫民窟中经历了（被白人精英）种族歧视、认同边缘化与经济上的深度压迫。

自皮萨罗时代起直到今天，秘鲁实际上很接近一个以利马为中心的城邦：高度欧美化的利马聚集了全部“公民社会”，而其他领土、尤其克丘亚人聚居的，保留着古代Lleísmo口音的高地农村，不过是利马的殖民地。对上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而言，他们希望秘鲁能变成的“理想国”，其实就是隔壁莫拉莱斯执政下“印第安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然而，由于秘鲁海岸线带来的上述特性（繁荣的利马商业区、买办经济、藤森等异质移民精英圈子高话语权等），他们遭到了比玻利维亚同胞们大得多的“代表性压制”，形成了秘鲁政治中一个庞大的隐身群体。

这些人是上一节提到的“共产主义与秘鲁爱国主义叙事裂解后两种思想产物”共同的阶级基础。他们曾在1980年代支撑了“光辉道路”短期内的星火燎原，又在“光辉道路”的教条主义傲慢面前很快（在绝大部分地区）抛弃了它；也正是这些人延续同样命运的后代，在2011年大选中将欧雁塔托举成了总统，在2021年大选中再次将“自由秘鲁”和卡斯蒂略推上了执政地位。欧雁塔背叛父兄理想、卡斯蒂略被本党叛徒政变背刺后，他们则在下一选举周期内陷入“各种其他势力都无法催出票”、对整个政党选举丧失信任的集体迷茫中。

高度亲华亲古巴的“自由秘鲁”（左）与高度反华反古巴的“光辉道路”（右）其实一脉相承，不仅支持者阶级成分结构一样，甚至领导层也有明确的人脉乃至血缘关系。前者的出现，可以看作在孕育后者的矛盾土壤始终未变的情况下，同一政治理想甩脱后者沉重历史现实包袱的一种自发尝试

五、一个“拉美外因”：“粉红浪潮”的互助与反噬

最后说回到伊萨克、安陶罗和欧雁塔这一家人。我们已经知道，老父亲伊萨克原本是秘鲁共产党人，后来转向了一种奇怪的原创“左右融合”民族主义；而安陶罗继承了这种思想（虽然他没有接稳）。那么，欧雁塔为什么要被单独列出来呢？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2011年当选总统后，欧雁塔迅速抛弃了“种族卡塞雷”教义中的“复兴印加”之类信条，转向类似查韦斯或莫拉莱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随着任期推进，欧雁塔变得越来越温和、更接近巴西劳工党和卢拉的立场，在经济上甚至试图与美国矿业资本重新勾兑；这种“背叛”激怒了他的父亲老伊萨克、兄长安陶罗和他们的追随者，欧雁塔最终与父兄决裂。

2000年10月，发动起义推翻藤森的时任秘鲁陆军少校欧雁塔（左）和中校安陶罗（右）

欧雁塔为什么“叛变”？真正的原因很现实：我们前面说过，影响秘鲁政治的外部因素，首先是拉美区域内的“大气候”。在欧雁塔执政的时代，大气候是“粉红浪潮”，拉美左翼政府的战友们给他和他的政府拿钱了。

21世纪初起，以委内瑞拉查韦斯、巴西卢拉、玻利维亚莫拉莱斯、阿根廷基什内尔为代表的左翼政权和古巴一道，建立了包括“美洲玻利瓦尔人民联盟”（ALBA）、“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南方电视台（TeleSur）等机构在内的一系列跨国左翼政治互助网络。通过这些关系，欧雁塔不仅获得了竞选技术顾问和国际舆论声援，而且直接获得了物质支持。

这种物质支持十分复杂，既有合法的“阳谋”，例如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PDVSA）向秘鲁输送廉价燃油和补贴贷款（间接帮他缓解社会治理压力）、古巴在秘鲁贫困地区建立卫生院（极大提升他的政治声望）等；也包括其他拉美左翼政府（通过各种皮包公司、同时利用拉美既有的跨国洗钱网络）向他的竞选团队直接注资！

这种操作当然涉嫌“境外势力操纵选举”和干涉内政。然而，在美国一直试图操纵拉美各国选举、干涉拉美各国内政的情况下，拉美左翼只有抱团实施这类“反向操作”，才更容易在与美国的博弈中达到某种“力的平衡”；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他们这样干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然而，这类既不好看、又显然违反各当事国法律的操作，最终也给美国和亲美势力送去了巨大的把柄。

2014年，巴西司法机关在美国“开图”协助下，揭露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奥德布雷希特建筑公司（巴西国营）等企业的巨额利益输送网络；随着调查深入，巴西检方发现，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在整个拉美设立了专职行贿部门，秘鲁自藤森以后上台的所有总统都收了他们的钱。

就欧雁塔而言，秘鲁法院判决书称，他在2011年当选前共收了巴西劳工党300万美元竞选资金；此事曝光后，他又被控2006年竞选时从委内瑞拉政府通过外交邮袋直接拎走了150万新索尔（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竞选经费。

现在一般认为，“洗车行动”破获的腐败问题并非完全虚构，但整个行动首先是巴西亲美势力借助美国金融霸权对左翼阵营进行的针对性破坏。此事在秘鲁的外溢影响几乎与在巴西的影响一样大，藤森之后的所有在世前总统和传统主流政党全部卷入案件，严重挫伤了秘鲁选民对未来所有“体制选项”的信心，也在欧雁塔卸任后反噬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