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背景：欧雁塔和他的名字

本文开篇的总统列表是从当年推翻“藤森一世”的革命英雄——欧雁塔（奥良塔）开始的，我们要举的两个例子也由他开始。

相比藤森庆子和那些西装革履、英语娴熟、满口计量经济学术语的利马天龙人，欧雁塔父子三人组成的“乌玛拉家族”是秘鲁本土政治独特性很好的代表。然而，这种独特性深深扎根于秘鲁的历史文化中；为了达到与安第斯山区成千上万“本地人”（而非藤森庆子、库琴斯基等移民精英）同样的共情基础，笔者不得不单独拿出两节篇幅来补全这些背景信息。

坐落在秘鲁内陆库斯科河谷，俯瞰乌鲁班巴河、背靠琴手山（Cerro Bandolista）的关隘小镇——奥扬泰坦博（Ullantaytampu，克丘亚语“Ullantay的驿站”），在小红书上常被穷游者截取其利马（首都）西语读音“奥扬泰”的前三个音节，略带诗意地译为“欧雁台”。

作为从印加故都库斯科前往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马丘比丘的必经之路，欧雁台不仅是一个区域交通换乘站，本身也是重要的考古遗址和古战场：1536年，曼库皇帝领导的印加起义军在此设伏，打出了古老安第斯高地文明对抗西班牙人战史中唯一一场已知的战术胜利。

欧雁台考古园区的主要部分——将整面山体铲平铺砌而成的虎阶（Pumatalis）梯田（上），如今是“欧雁塔”年度大型实景戏剧（下）的露天舞台

“欧雁台”这个发音在克丘亚语中没有意义，可能源于古艾玛拉语或已失传的印加文言（普奇纳语）“瞭望哨”或“高瞻远瞩的卫士”。值得提及的是，“瞭望哨”在克丘亚语中也是一个人名：“加卫利”（Qawiri）；上述1536年曼库印加大起义中，一个被后人称为加卫利的校尉军官奉大祭司之命，指挥库斯科西北萨克塞瓦曼要塞的起义军守城。当要塞被西班牙人围困多日、印加军队弹尽粮绝时，他宁死不当俘虏，跳下约20米高的团城（Muyuqmarqa，瞭望塔）壮烈殉国。

当代考古观点认为欧雁台聚落历史可追溯到艾玛拉人主导圣谷的前印加时代。但今天在秘鲁、包括当地克丘亚群众的心目中，它的名字往往被视为源于印加古戏剧《欧雁塔》：

印加战士欧雁塔屡立战功，被皇帝帕查库特克封为大将。然而，他爱上了美丽的公主库茜柯怡月，二人情投意合。印加皇族自古兄妹内婚，但欧雁塔与公主暗通款曲，把她肚子搞大了。帕查库特克得知此事大怒，将欧雁塔痛斥一顿，将女儿关进贞女宫思过。欧雁塔误以为公主被处死了，怀恨反出京城、来到今天的“欧雁台”落草聚义，发誓为爱人报仇。皇帝派另一位大将平叛，欧雁塔据险迎战十年不分胜负。

十年中，库茜柯怡月在囚禁中生下了她与欧雁塔的女儿——伊玛苏玛克，小郡主被忠心的侍女藏在贞女宫逐渐养大，偶然发现生母，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老皇帝帕查库特克驾崩，欧雁塔叛军仍与官军相持不下。聪明睿智的太子图帕尤潘基登基，命官军假投降、混入叛军阵中杀将起来，剿灭了欧雁塔献俘回朝。这时，伊玛苏玛克闯入皇宫，求皇帝赦免父亲欧雁塔和母亲库茜柯怡月。最终，图帕尤潘基不仅成全了姐姐和欧雁塔的爱情、还加封他为元帅，故事以大团圆结束。

基本上，这部戏的主线是：“皇家贵胄与寒门代表间的观念鸿沟引发了漫长国家内耗，新兴势力与投机分子间的貌合神离导致了整个组织垮台”。

1780年秘鲁印第安人大起义失败后，有西班牙教士抄录本的《欧雁塔》成为唯一存世的印加时代宛卡剧（克丘亚语历史剧）剧本、实际上也是印加古代文学幸存至今的唯一长篇作品。欧雁塔等人的名字，也成为印加文化仅存的（非神话、非地域性）文学虚构人物形象。

1950年代，秘鲁处于亲美独裁政府高压统治下，秘鲁共产党（PCP）将自己用于高校合法活动的皮包公司之一起名为“加卫利小组”。参加它，就是成了地下党（图为当代建造的印加战士加卫利像）

星移斗转，时光飞逝。170余年后的秘鲁共和国，年轻的阿亚库乔大区律师、无神论者、“加卫利小组”组员和地下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伊萨克·乌玛拉立业成家，当上了父亲。

有感于祖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现实，伊萨克把自己满腔的报国之情寄托在了下一代的名字上。为了赓续反帝反殖民主义理想、彰显本土身份，他特意避开了当时秘鲁知识分子为子女起圣经人物名的习惯，给七个婚生儿女中的四个分别起名为“帕查库特克”、“库茜柯怡月”、“伊玛苏玛克”和“欧雁塔”——由于如前所述的原因，要表达这种情怀，他也没什么其他典故可供选择！

“欧雁塔”的“雁”是利马沿海“现代”西语的发音。在前些年我国的时政新闻报道中，新华社译名室非常专业地根据乌玛拉家族故乡——阿亚库乔山区的传统安第斯西语读法（即Lleísmo现象）将-llan-音译为“良”，因此整个名字被译为“奥良塔”。

回到当年伊萨克·乌玛拉的起名上来。第五个最像他的儿子，被他用克丘亚语单词“安塔”（红铜）与西语“傲罗”（黄金）拼在一起，生造了一个新名字——“安陶罗”：

1980年代的乌玛拉家族。父亲伊萨克（左前落座者），长子乌里西斯（后排左一）、库茜柯怡月（左二）、伊玛苏玛克（右二）、欧雁塔（右一）、安陶罗（中）

三、背景：“马克思主义秘鲁化”进程中的多向裂解

安陶罗从未解释自己的名字。一些西语资料称其为西语化的克丘亚语“铜星星”，这显然是错的；还有资料称“安陶罗”是“红铜”与古希腊语“黎明”的拼合。本文采用“红铜黄金”一说。

前面说到，1950年代的伊萨克是一名暗藏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他为安陶罗起名时，“红铜黄金”可能只是对秘鲁共产党党旗色调的本土化的诗意代指。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秘鲁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大的独特性：

我们在之前关于印加帝国的文章里说过，印加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已知唯一不存在商人阶级、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普遍使用货币或任何一般等价物的大型国家文明。在“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等于社会主义”是普遍共识的近代，这种特征很容易被叙事者“抹红”为“我们民族祖先的伟大文明一直独立地与马列主义道路暗合，只是四百年前被帝国主义殖民者们搞断了！”

伟大的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马里亚特吉1928年不朽的著作《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明确奠定了这种共产主义与秘鲁民族主义、尤其是与高地土著民族历史自豪感深度绑定的叙事框架。从那时起到1950年代，大批仁人志士因接受了这种叙事框架加入秘鲁共产党；然而由于秘鲁现代工业的落后性，这些秘鲁共产党人中只有极少数是单纯出于“改善产业工人待遇”之类“欧式动机”，绝大部分首先是乌玛拉家族老父亲伊萨克这样，怀着文明古国后裔骄傲、却不满于祖国内外现状，试图同时向世界寻觅民族信心和富强道路的爱国知识分子。

早期秘鲁共运因此表现出与东欧六国和（除古巴外）其他拉美国家都不同，但与俄国、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十分相似的“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叙事深度融合”特征。然而，在一个共产党长期未能夺取民族整理利益代表权、自身也未能因此获得必要理论权威的国家里，这种特征本身成了一把双刃剑。

随着1960年代共产主义在秘鲁重新合法化、中苏论战（导致秘共按理念分裂为亲中亲苏两派）和1968年胡安·贝拉斯科将军政变夺权与苏联交好并实行一系列左翼政策，主要以高校知识精英为主、个个热爱独立思考，却严重缺乏产业工人纪律性的秘鲁共产党人，陷入了今天常见的“网左无限可分”和“另立中央陷阱”：

秘鲁共产党（PCP）在中苏论战时分裂为亲苏的“团结派”（PCP-Unidad）和亲华的“红旗派”（PCP-BR），1970年代团结派中又分裂出更加拉美本土化的“图帕克·阿玛鲁游击队”（MRTA，古巴支持）。红旗派中又分裂出霍查派的“马列”（PCP-ML）、坚持亲华的“红色祖国”（PCP-PR），以及最终走向反华的著名恐怖组织——贡萨罗集团 (PCP，外界俗称“光辉道路”SL)。原版“红色祖国”在当代又进一步分裂出支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全套体系、试图发展“秘鲁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祖国（克丘亚语表述）”（PCP-PL），这个党可视为2021年至今秘鲁理论上执政党——自由秘鲁党（PL）的价值观前身

在这种党组织不断崩解、派系自相残杀，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正确的”党中央承载理论权威的环境下，被马里亚特吉融合在一起的共产主义与秘鲁爱国主义两种叙事，自然重新发生了裂解。其代表产物有两个：

第一个是自1980年开始武装割据、一度遍及秘鲁全国的“光辉道路”及其衍生者、同情者派系。这部分报道相对较多，不再赘述；

第二个产物，则是经历了这一“被党甩飞”全过程的前共产党员老伊萨克发展出来的、以“秘鲁民族”尤其是其文化根脉——高地原住民（印加人）身份为核心的“国族重塑”。

其“理论成果”，就是最终由他“红铜黄金”的儿子——安陶罗接手、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种族卡塞雷”主义（Etnocaceris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