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1980年以来，这种撕裂也不再以经济地位（阶级属性）为明确的划分界限。

从上节可以注意到，选择“投奔自由”的埃利安母亲伊丽莎白，在美国没有亲戚（意味着没有侨汇），经济条件也并不好，玩的是挑战极限的“穷偷渡”。

1980年马列尔大规模偷渡事件前，“古巴流亡者”即使在美国也被视为独裁者打手的余孽和买办渣滓，当时的美国亲古共势力（如“共同胜利纵队”Brigada Venceremos）甚至默认“所有的美籍古巴人都是反革命”——正是这种“左翼出身歧视”促成了上文中马塞奥纵队的诞生。然而，马列尔事件后直到埃利安时代，“从古巴出来的人”逐渐变成了政见反古共的古巴底层贫困人口，他们的性质也主要变成了打着“逃离共产主义”幌子的经济移民。

新冠疫情爆发后，移出古巴的人进一步演变成（由于疫情封国等原因）基本生活无法满足的最贫困阶层和通过尼加拉瓜免签合法飞离古巴的“新中产阶级”，这些人到美国后自成社区、几乎不尝试探索英语社会，保留了在计划经济古巴养成的生活方式和“Sociolismo”（见上一篇文章）等习惯，与其他拉美国家的无证移民行为模式无异；现在已很难说，美籍古巴人一定是巴蒂斯塔时代被剥夺财产的剥削阶级精英或他们的后代。

总结

小埃利安的故事，是后冷战时代两批共享文化历史自我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事务认知却高度分裂的“古巴人”内部斗争的缩影。小埃利安的父亲和母亲共同构成了当前的古巴民族，却在极端激烈、不择手段地争夺对自己下一代的监护权。

这两批理念相互撕裂的人共存在一个经济基础隔断、但上层建筑打通且互相可见的“想象的共同体”空间里，反古共力量存在一个体量很大且有话语权和经济实力的基本盘，但古巴共产党也存在一个庞大的、真实且相当忠诚的基本盘。这种局面下，笔者对古巴共产党的短期纯洁性抱有相当的信心，不认为特朗普政府可以简单在古巴复刻“突袭委内瑞拉”式的军事行动，至少不认为他们能轻易找到内鬼或高层代理人。

事实上，在发生于2000年的埃利安事件中，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截至目前都取得了胜利，埃利安被培养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2023年甚至当选了人大代表。然而，在长期尺度上，这样“美式极化”的“意识形态大环境”是不稳定、不可能永远延续的。对古巴共产党来说，它是一根被过度紧绷、从未得到喘息的弦；一旦遇到新的经济变故等外因冲击，其发展将难以预料。

2025年10月的古共一大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古共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脱稿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现代中国的繁荣既非魔法，也非想象的产物。它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是符合本国国情、始终由共产党指导的……”

古巴革命要继续生存下去、渡过现在的可能是西半球局势大变之前最后一道难关，经济基础是到了必须改善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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