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

送郎当红军，红军最文明。公买哪，公卖呀，大家来欢迎。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哪，事务呀，妹妹会小心。哎呀我的郎，当红军……

——《送郎当红军》

黑个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要把道理说分明：庄稼人为甚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

——《夫妻识字》

让中国革命得以走到1949年10月1日的很多经验，根据地、“三八作风”、“三大法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等等，在它们已众所周知的今天，如果放到近代史纲要期末试题、党校结业考试或者学习强国APP的选择题里，似乎都不过是简单枯燥的常识。

然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如果把这些日常小事落实出来，每次保质保量做满、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如果作为干部让一大批人做到这个过程，简单就变成了困难，枯燥变成了挑战，常识变成了常人眼中的反常识。

限于篇幅，本节只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3.落实和坚守群众纪律的问题。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不是什么玄门奥义，其作为文字的存在甚至不具有独创性。早在1858年，曾国藩为湘军谱写的《爱民歌》就有“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等歌词，同为简明白话风格，比《红军纪律歌》长得多，涉及的“注意点”甚至更加事无巨细。

然而，唱着《爱民歌》的湘军并未真正将其落实为纪律。由于补给缺乏等原因，他们沿途烧杀抢掠，在天京甚至进行了成吉思汗式的大规模屠城。

在艰苦的草创环境、在缺乏基础的游击区，严抓群众纪律是非常困难的，但“不严”的后果也尤其严重。《铁道游击队》有一段政委李正对队员拦路劫牛的批评：

——“你们就这样搞牛么？”

——“你们搞错了！这样做，就是抢劫。这样搞，我们就会完全失掉作为人民部队的称号，人民会像对汉奸和‘中央军’一样痛恨我们。要知道，在这艰苦斗争的环境里，我们失掉了人民的支持，敌人就会把我们消灭。”

秘鲁的“光辉道路”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后，由于其进入安第斯山区后不尊重克丘亚农村传统习俗，与阶级矛盾并未激化的农村长老发生的冲突，往往演变为与整个村落的冲突。这有些像苏俄国内战争前期城市红军下乡时面临的局面：农村群众不配合军队，个别军人认为“这里的老百姓太反动”，于是以滥用敌我斗争的形式破坏群众纪律。

然而，光辉道路基层并不像苏俄人民委员会那样掌握工业和大城市，也没有接管大部分前政府军、获得靠暴力也足以强推农村的国家机器。结果是，光辉道路在农村留下了媲美甚至超过政府军的恶劣印象，克丘亚农村从1980年代对他们普遍热情欢迎，发展到1990年代初以后纷纷自发组织村级民兵，配合自己十分讨厌的秘鲁政府军一起阻击他们。加上其他原因，“光辉道路”在秘鲁的全国范围昙花一现，目前已被压缩在最贫困的阿布利玛-艾内-曼塔罗河谷地区（VRAEM），而且内部四分五裂，几乎演变成了类似拉美普通流寇帮派的组织，实现了前面李正的预言。

“光辉道路”（SL）游击区的缩小，橙红色区域为VRAEM，蓝色为提提喀喀湖

4.城市中央与农村苏区的关系问题。

中国革命在1930年代初曾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阶段：由于知识分子-工人源头和早年大革命时代的合法斗争，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非法化后（即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仍留在大城市。然而，随着“农村包围城市”理念取得初步成功，武装割据在部分农村地区实现，保卫根据地客观上产生了一支比城市中央更加强大的武装力量（红军的规模和正规化水平显然远远超过了红队），而政权建设客观上产生了一套比城市中央更贴近实际政府的统治体系。

存在内部张力的城市中央和农村党组织、政权（国家）组织，应当如何平衡或取舍？

在中国，我们原本并没有答案，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1933年，在地下隐匿五年之久的上海临时中央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实在无法再立足，除留下一个交通站外整体搬迁到中央苏区，然后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集体的权。虽然这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惨重牺牲、中央苏区的丢失和长征，但也意外整合了法理上“党的领导”和根据地政府班子的领导。假设长征和草地分兵因为某种原因仍然发生时，党的合法政治局还在上海，红军在随后一段时间的形势很可能会更加复杂化。

多年后在拉美，秘鲁的“光辉道路”和效仿古巴革命军成立的哥伦比亚革命人民军（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EP）都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光辉道路”创始人古斯曼原为大学教授，恋栈舒适且便于治疗皮肤病的城市生活，在他的部队在各地农村作战的时候，他始终没有亲临一线、与根据地政权和部队在一起，而是带着中央长期滞留利马。这导致他本人需要从利马频繁联系前线、远程“微操”指挥，最终暴露行迹被政府抓获。

更糟的是，古斯曼此前“半场开香槟”，甚至还未夺取全国政权，就在组织中塑造了极其离谱的个人崇拜，且没有指定政治局排名（本质上是继承和出事后的顶替关系）。部队在他的这种领导风格下严重缺乏主动性，失去了他的指挥，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古斯曼被捕后，“光辉道路”的发展急转直下，大部被政府军击破。

5.“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

哥革武FARC的情况与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国更为相似。但哥共一直学习苏联，对中国的经验不大上心，结果坑在了一件后来将苏联也坑死的大事——军队领导权的问题上。

托考乌三省交界处海拔5364米的乌伊拉雪山

FARC的前身原本是哥伦比亚共产党地方党员自己组织的军队，曾在波哥大以南托利马、考卡、乌伊拉三省交界的山区农村建立了俗称“马奎塔利亚共和国”的革命政权。然而，哥共并不接受“农村包围城市”理念，其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波哥大活动，主体精力也一直聚焦于城市知识阶层和贫民的合法半合法斗争，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人并非主流。

结果，“马奎塔利亚共和国”在1964年被哥政府军一举击溃，人员分散流入多个外围武装组织。后来哥共重新整编FARC时，原本对党最忠诚的人脉已丢失，加上哥共一直热衷十月革命式的“一次性”城市暴动或选举夺权，对军队建设不够上心，新建的FARC更像是苏军那样与党结盟、而缺乏受党绝对领导军魂的部队。

长期的若即若离和城市-乡村巨大的“斗争文化”落差，最终导致FARC甩开哥共，变成了一个集政治理念、军事、经济、政权建设于一体的独立王国。然而，FARC缺乏足够数量有政治素养的干部，活动的丛林许多是土著传统地区，革命军新血往往来自强征不理解革命的土著青年入伍。这既劣化了自己的队伍素质，导致整个军队的风气逐渐向当地固有的黑帮文化、毒贩文化靠拢；又导致土著居民大量逃亡，游击区经济凋敝，最终只能长期依赖毒品生意维持，这又反过来造成自身“企业文化”的进一步劣化。

巅峰时期的FARC。曾长期由亲美右派买办执政的哥伦比亚阶级矛盾一直极端尖锐，笔者个人认为，FARC的武装割据本来完全有条件继续维持。他们更多地是输在了自身建设的劣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