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的确需要有一些改变。大国往往是在过度扩张中走向崩溃的，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帝国化”过程，一方面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观念动力，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贸易、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以差序格局下的多边主义，恩威并施推进美国的全球霸权。

服务于全球主义的帝国愿景，美国对内转向“小政府”，经济上进一步实施私有化和放松资本管制，政治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是“民主普及”，文化价值观层面是“多元主义”，淡化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别。

2022年6月18日，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数千民众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新华社

对内对外展现的这种多元性，曾经成为美国的某种“软实力”所在。但它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是：一个资本意愿与政治意志不再并进和服务于美国人整体的利益，一个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不再拥有主体内核的美国出现了，它颠覆了以往所谓的“美国特性”，再次引发“何以成为国家”这个19世纪美国就已面对的问题。进入21世纪后的两场战争，更是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力。从多个方面看，美国正在经历“政治失度”，因此，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精兵简政”，减少国家支出和消耗。

但是，美国不会就此“退出世界”。19世纪美国在世界体系中还是相对边缘的国家，其孤立主义意在与当时的欧洲经济、政治中心造成一定程度上“隔断”，以保证自身发展、实现国家崛起，而又以后来转变成全球性国家作为其“伟大”的标志。今天的美国早已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也只有保持全球影响力才能“再次伟大”，这不是通过“退出世界”能够达成的。

从竞选言论和纲领来看，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策追求，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组成。推高关税意味着经济上的“脱钩”，但特朗普和共和党又申言要加强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重建军队和联盟，确保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保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还需要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吗？美元的世界储备地位，又如何在“孤立”中得到保护？

当我们用“回归孤立主义”来概括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时，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美国从此将“自绝于世界之外”。不会的，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美元的储备地位，都并非为保护美国的“孤立”而来，特朗普的美国只是想调整以往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要大量压缩美国的国际义务，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维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也基于上，准确理解“孤立主义”是必要的，与其说美国要走向“孤立”，不如说美国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收缩。这其实也并非始于特朗普。2021年8月30日，随着美军最后一架C-17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撤离告终。以此为标志，美国正在减少其在欧亚大陆上的投入。

最后一批美国军机在撤军最后期限之前离开喀布尔机场，标志着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 CNN

拜登政府在任期内也已经实施的战略收缩，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时将加速加量推进，两者的差别在于：与拜登政府相比，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将更少考虑盟友的利益，但却同时要求盟友共同维护美国的优先地位；战略收缩的范围与程度，将视能否帮助美国重新建立制造业的优势地位、重新强化以新教文化为主要方面的“美国特性”、全面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度。

战略收缩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二战”之后，美国已有过两次战略收缩，分别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通过战略收缩，都有效减少了美国的国力消耗，使美国重新有了称霸的资本。特朗普将推动美国战后以来的第三次战略收缩，与前两次战略收缩重在对外减负不同，这次战略收缩将不仅压缩美国的全球领导责任，还将大力调整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美国的“再次伟大”重新建立结实的民族国家地基。

这次战略收缩，将意味着美国对外和内部关系的重大改变。从对外关注来论，美国将减少关注点，聚焦主要议题，这会使战后以来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有可能瓦解，当然，也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越南战争后期，美国为应付当前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苏联，选择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重要差异且关系一直敌对的中国和解，这种方式有可能在新的时空重演。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一切均可交易，但也要看到，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不再是商人，而是一个政治人，他需要考虑经济，但不会仅仅是经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政治。

走向“孤立”也会深刻改变内部关系，然而，想推动内部关系向预想方向实现结构性变动，也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重返19世纪的美国道路而“让美国再次伟大”，必然触发与20世纪中下叶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帝国”而形成的新传统的冲突。

一切皆因利益使然。在近八十年来转向“全球帝国”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形成新的相对固化的利益结构，大公司和一部分美国人会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多元文化中受益，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受损，它们无法通过同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同时满足相互悖反的利益诉求，而必须要达成一定的利益妥协才有可能化解。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妥协空间并不存在，这也是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一个关键原因。

还要看到，正如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那样，20世纪中下叶以来的美国霸权，实际是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发生周期性变动的结果，当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积累周期发生崩溃时，美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及时出现，并填补了重建全球经济政治空间的权力空白。

然而，如果美国全面退出全球化和对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也将不再，它又将如何重复19世纪的故事呢？在19世纪后期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虽然处于相对边缘位置，但它具有最大人口规模，也是当时工业化国家中最大的国家性市场，这是它后来顺利“接棒”成为资本主义新积累中心的历史前提。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世界最大的国家性市场，也不是最大的实体经济体，当美国选择从资本主义积累中心“退出”时，世界会有耐心等它再次“满血复活”归来吗？

特朗普想像19世纪那样依赖国内市场来重建制造业，恐怕也不可能实现。道理与上类似，现代世界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市场，一个国家要想在实体经济上取得优势，不是背靠自身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就是开拓足够大的国际市场，当这两方面都不具备时，重振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无疑痴人说梦，“让美国再次伟大”也会是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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