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有观察者指出，美国当前“对付”中国的劲头和策略，是冷战期间应对与苏联的全球战略竞争和上世纪80年代与日本的经济竞争的结合，目标明确、多管齐下、手段毒辣、逐步推进。从竞争领域来说，主要醒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经贸领域实施对华渐进性有选择“脱钩”、重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对内实施“新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产业政策。

在高科技领域通过建立“小院高墙”，将中国与美西方尽可能彻底地阻隔开来，以此来维护其科技优势；在一般经济交往和贸易领域，通过“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产业链从中国移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最终目的是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在世界上形成两个有联系但主要是平行的市场体系。

形象点说，拜登政府对华经济竞争战略是“三条腿的板凳”，即关税、技术补贴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限制措施，还不遗余力拉拢盟友结成“去中国化”的“统一战线”。

二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这方面的做法，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方式高度相似。

最近几年来，美国强化了美日、美韩等多个双边同盟体系，主导建立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美英澳三国协调机制（AUKS），以及推动北约与东亚盟友国家间的合作。对全球“中间地带”，美国则尽力拉拢，塑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南方”话语，弱化中国倡导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

在战略部署上，增加了在靠近中国的东海、台湾、和南海的军事存在，强化对华威慑。还意图如法泡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挑拨中国与周围存在领土或海洋争端的国家发生剧烈冲突，在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上，也加大了干涉力度，使中国忙于应对周围的处处“烽火”，以此消耗中国国力。

三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启文明叙事，推进价值外交，对华发起认知战。

最近三年来，美国已发起召开三次全球“民主峰会”，喊出的口号是“反对威权主义”。与以往相对淡化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区别相比，今天的美国重拾“民主VS专制”概念，将现实中国异化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立面的国家和文明存在。

这种以文明和国家制度差别为话语、以“敌/我”区分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意识形态，曾经是冷战期间的典型政治语言，它所隐含的“文明-野蛮”叙事，又是19世纪欧洲国家对外建立殖民正当性的道德掩饰。它想达成的另一个效果，是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形象塑造，将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统统污名化，从而逼迫国际社会选边站队。

从目前对华战略竞争所禀持的理念、所采用的手段来看，美国已对华展开“总体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再次在美国被激活，从美国主流精英中流转出来的一种声音，是主张动员、整合各种资源，与中国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全面竞争，甚至在必要时与中国“不惜一战”。这种动辄言战的倾向是危险的，一场主要大国间的战争会是全人类的灾难。

美国民众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CNN

何时从“帝国”中梦醒？

美国以冷战般的方式发动对华战略竞争，所为当然是霸权。它能捍卫美国作为“新罗马帝国”的尊荣和像击垮苏联一样“打败”中国吗？

中国并非当年的苏联，世界其实也已非当年的世界。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文荣去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认为世界正在从两极化和之后暂时的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在多极化世界中建立秩序是可能的，但美国当前仍然在抵制这种趋势，还没有为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做出思想准备，它所想到的仍然是“注定领导”而且是唯一“领导”，这是很不明智的。

美国应该从霸权的迷恋中走出来，学会在一个多极化世界发挥作用，但这却是这一届美国政治精英所不可承受之重。

在中美关系尚未破局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多次演讲中，就曾一再提出要坚定维护“美国第一”的世界地位；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口号，是“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现总统拜登所坚持的，仍然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对霸权的执拗，已是近年来大国关系出现激烈对抗、国际秩序濒临崩溃、全球局势充满动荡的重要成因。

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相比于崛起时刻，霸权国家在进入霸权瓦解时刻时，反而更加危险，因为它会竭尽全力维护霸权，也就更加容易冲动行事。美国目前染上了霸权崩溃恐惧症，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战，拜登政府延续对华四处围堵的措施，非常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对其他新兴国家的做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当年参加巴黎和会时，就指出这样做对欧洲将是灾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同样指出了这一点。

无论美国如何努力，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有如“新罗马帝国”一般的权力优势，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既在于美国自身，当前美国的内政已陷入重重危机，国家内部的消耗已使其无暇他顾；也在于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20世纪中下叶经过去殖民化进程后，获得独立自主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今不少国家获得了较好发展，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份量不断提升，它们已在稀释“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霸权。

让霸权崩溃的力量其实更多源于霸权本身，因为霸权是消耗性的，全球性霸权的财政成本，是任何国家难以承受之重。同时，霸权本身就蕴含了霸权崩溃的基因，因为现代的政治性霸权必然与资本霸权合而为一，需要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政治霸权铺路，但资本意志与政治意志既可能合作，也可能背反。资本是反国家的，政治霸权还是以特定国家为依托，这使得霸权在借助资本意志达成政治目标时，资本意志有可能要挟政治意志对其让步，逐渐脱离霸权政治意志对其的规制，进而资本意志左右政治意志，从而造成霸权崩溃。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前半程，资本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互动，强化了美国霸权，但进入后半程即最近二十年来，资本的全球扩张，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与政治意志博弈的能力，从而在内部动摇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已在自己推动的资本扩张和全球化中发生了内部的利益疏离，3.4亿美国人不再是利益共同体，这已严重损害美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前提。无论从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20世纪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还是从霸权本身的自毁性来说，霸权对于人类来说都在成为往事。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国都需要接受霸权不可能持续的事实，尽管它是痛苦的。

沉浸在帝国余梦中的众多美国精英，仍不愿意面对这个面目全非的世界，尤其是不能反躬自身的问题，直面自身的危机。

当然，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是苏联人了》（We are All Soviets Now），认为美国当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与苏联后期相似，包括长期赤字、军队臃肿、政府干预经济、军队效能低下、老年领导人、公众对机构怀疑、社会问题、医疗体系问题和虚假意识形态，他警示美国需重视这些问题，避免重蹈覆辙。

尽管弗格森当前所说的这些话，相比帕金在1996年所做的分析来说已是后知后觉，但它听起来仍有点“怪诞”或不可思议，尤其是对一些一直主张“以美国为师”的中国读者来说。但这两位将美国与苏联相类比的学者却明白，今天的美国已经病得不轻，有可能是难治的重病，这种病已不可能通过对外“寻找敌人”来解决，而要从认认真真对自身和内部化瘀解堵做起。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