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坚决打击间谍犯罪行为

这些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再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不断加强，情报的战略价值持续上升，日本对华情报布局也不断加码。而日本对外开展情报收集的重要对象仍然是中国。伴随着日本国内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日本对华情报活动这些年来也在明显加大力度。

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让“西山宽”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公众视野。西山宽曾是安斯泰来制药公司在中国的高管，也曾担任中国日本商会的副会长，活跃于中日商界超过20年，人脉资源广泛，且深度熟悉中国市场。

大家都没想到，这位看似体面的商界精英，会在即将结束任期准备回国时，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拘留。西山宽2023年3月被拘留，2024年8月正式被起诉，2025年7月一审宣判，整个司法过程历时28个月。最终他因间谍罪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

自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以来，打击间谍犯罪已成为常态化法治工作。从那以来，已有17名日本公民因间谍罪在中国被捕。曾担任《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的董郁玉潜伏多年，以知名媒体评论员为伪装，长期为日方输送涉密情报，2024年因间谍罪被判刑7年。还有日本间谍阿尾博政，他以学者身份潜伏在中国长达34年，以旅游观光为掩护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拍摄大量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直到2016年他试图收买军工企业人员时才被捕。

董郁玉

日本三井物产公司也以合作研究为名，捐赠了一台价值480万元的水稻病害检测设备，秘密将超过1.4万份中国东北水稻叶片的显微图像传送回日本，试图窃取优质水稻种子资源。甚至有一名日本男子，受外务省支持来华，通过间谍活动成功获取某通讯社的内部文件，并每月拿到10万—20万日元的报酬。这些案例展示了日本间谍渗透的固定模式和成熟套路。

日本的间谍活动具有百年历史，并且已经形成了系统性战略。从明治维新开始，间谍活动就悄然展开。今天的日本间谍，虽然换了不同的身份，但核心的情报收集方式和逻辑并未改变。

日本情报机构偏爱从特定人群中挑选间谍，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大多未接受专业间谍训练，仅经简易培训便被派遣来华。这样的“低成本外包模式”有其精明之处，一旦间谍行为曝光，政府可以轻松撇清关系，将其定性为“个人行为”。2015年，一名50多岁的日本男子在辽宁丹东因偷拍边境设施而被捕，并被判刑五年。虽然他在2020年被释放回国，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兑现援助承诺，反而对他进行监视，担心其被中方策反。这最终导致他失业，家庭破裂，健康状况也变差。

在身份伪装方面，日本间谍依旧延续了“民间身份掩护”的传统，他们通常伪装成企业高管、学者、游客、商人等看似与情报无关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间谍的手段也不断升级，过去手写密报的传递方式，已被专业加密设备全面取代。

日本间谍的目标非常明确，集中在经济、军事、农业、地理、教育等领域。他们不仅窃取军事基地、导弹发射阵地等核心军事机密，还收集行业数据、企业机密、优质农作物种子等经济资源，甚至通过篡改教材、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试图影响社会认知，引发中国的社会撕裂。

每一起间谍案例背后都不只是单一的个体行为，它们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蔓延到外交、经济等层面，例如西山宽案例就引发了中日双边外交摩擦。中国是安斯泰来全球第二大市场，2024年营收占比超过18%。面对西山宽案，安斯泰来公司只能以“不便置评”回应，处境颇为尴尬。

日本安斯泰来制药

此外，这类案例还让日本企业界感到焦虑，东京商工会议所也直言 “此举动摇了日企对华投资信心”。在日本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对中国产生了误解，认为中国此举将日本人当作谈判筹码，致使日本商旅群体普遍产生恐慌与顾虑，不敢来中国了。这些情绪化的解读，导致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误解，赴华旅游的意愿明显下降，进而阻碍中日民间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

事实上，中国打击的是间谍犯罪行为，而不是普通的日本民众。大量合法来华的商人、学者、游客，仍然为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并非排外，而是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坚守法律底线。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正常的交流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但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遵守法律的基础上。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无论套上怎样的“马甲”，都无法逃脱法律的严惩。

如今，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的首要工作对象，显然就是中国。因此中国必须全力做好防范工作。在对全民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必须进一步织密反间网络，让境外间谍势力无处遁形、图谋难成，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以此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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