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北京承认，由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不和，以及在南海、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乌克兰等其它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国正面临最具挑战性的外部环境。您对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处理与邻国的争端以及“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有何建议？

傅立民：中国不能再像邓小平当年呼吁的那样“韬光养晦”，也无法避免在某些场合扮演引领角色。但中国可以且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一言一行可能令其他国家（包括邻国）产生恐惧或钦佩。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的前半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依然有重要价值。如果中国被视作盛气凌人，就会导致其他国家开始抱团反对中国。

在另一个语境下，已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1924—2015）的建议值得参考：“如果你想受人爱戴，就去做值得人们敬爱的事。”在成功斡旋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和解后，中国的声望大增。中国主张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如果能通过精心准备的倡议解决自身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这会令中国受益匪浅。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北京会面。CGTN

南华早报：作为可能是华盛顿的最后一批”熊猫拥抱者“之一，您长期以来坚持推动美国与中国开展接触。但随着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友好、支持接触的专家学者被边缘化，您认为中美之间还会出现“下一位基辛格”——在两国都有政治影响力、愿意扮演北京同白宫幕后交流渠道的角色——吗？

傅立民：我在中国认识许多朋友，也十分欣赏中华文化。但我主张改善美中关系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英国曾体面地处置被美国夺走全球霸权的问题，在放弃已经无法维系的特权同时，英国确保了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尽可能对自己有利。

我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必要陷入对撞，凭借战略眼光与娴熟的外交手段，我们可以设法将中美关系和平地过渡到基于平等与互利的轨道上。我认为其它的选项后果非常可怕，包括可能爆发一场横跨太平洋的战争，这不仅将重创中美两个国家，也会摧毁台湾地区。遗憾的是，主张利用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与权力来服务美国利益的人却被讥讽为“熊猫拥抱者”，事情并不是这样。

必须认识到，亨利·基辛格最开始不仅对中国一无所知，也像他那个年纪的许多欧洲人一样轻视中国，并不认同中国的理念。通过日后的直接交流，基辛格最终转变为一位中国治国理政之道的仰慕者，以及受人尊敬的管理中美关系的顾问。时势造英雄。未来这样的时势依然可能出现，令中美两国的政治精英能够开展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因为双方都认识到，两国能从诸多方面的合作中受益。

南华早报：傅大使，就连您的批评者也对您“非凡的智慧”与“高超的口才”赞不绝口，但您也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反主流观点付出了高昂代价，主要是关于中国和以色列的话题。这可能让您错失了一些极好的职业机遇，比如近15年前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机会。您有后悔过吗？

傅立民：我一点都不喜欢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我的政治打压。在巴以问题上，我长期坚持的立场相当于拒绝把车钥匙交给一个醉汉，试图避免助长以色列自我毁灭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如今变成了全球丑闻，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遭到唾弃的国家。而美国继续纵容这样的行为，给我自己国家的声誉造成巨大损害。

当我被提名出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职务时，那些人诋毁我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可我只是在描述亲眼所见之事，不是政治精英或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希望人们看到的事情，而我过去就有不愿讲有权势者爱听的话的习惯。

我没有办法为国家情报委员会与美国情报机构做他们找我来做的事。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反华意识形态分子的不断攻击下，我没有办法提高美国情报分析的可信度或效用。我本来无意追求获得这个职位，只是在国家要求我重返公职后才不情愿地接受。我想自己本来也干不了多久。事后看，以色列游说集团说服我放弃这份公职，倒是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大忙。

南华早报：作为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和一名以色列的长期批评者，您一直批评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对以政策，认为后者是“把以色列的敌人当做美国自己的敌人”，导致阿拉伯人“把美国视作同以色列相当的敌人”。您曾说以色列靠着“反伊朗妄想症”劫持了美国外交政策，“完全无视国际法，以彻头彻尾的不人道方式”在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私刑”。以色列唯一为美国做的事情是“给我们惹麻烦”。许多人批评您的观点不够平衡，对以色列怀有偏见。您如何回应？

傅立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最开始也支持那个被塑造出来的以色列形象。后来，在直接见识过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好战和对俘虏阿拉伯民众的非人道行为后，我才抛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好感。我一度相信“以色列也有生存的权利”，直到我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没有生存权利为止。

8月17日，以军空袭黎巴嫩，导致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5人受伤 外媒

以色列的种族清洗战略已经扩展到在加沙地区实施种族灭绝。就算我自己的国家没有在背后支持以色列、为其辩护（美国确实在支持与辩护），我也会表达反对。这是不可原谅的。

南华早报：您对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和未来外交官有何建议？

傅立民：当年我进入美国外交部门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预见到，美中之间相互开启的大门会纠偏1960年代非理性的地缘政治格局。我希望成为这场历史大戏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作为舞台上的一名“龙套”角色。

当年美国会说中文的老一代外交官，有的遭到国会（麦卡锡主义）煽动者迫害，有的被美国国务院中的“冷战斗士”所恐吓。更多的人从未与中国人一同生活过，中文能力也非常一般。我担心，在今天的氛围下，情况可能会倒退至类似多年以前，即美国人“噩梦中的中国”取代了真实世界里的中国。我们的学者、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出于恐惧而不敢挑战政客中普遍的无知。

数百万曾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也许无法充分理解我的这个有时令人难以捉摸的祖国，但他们对美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远超过寥寥数千名在华学习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我很少赞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观点，可他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危险：随着实际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数量越来越少，美国人对中国形成的看法也会越来越与现实脱节。安全部门咄咄逼人的行动对学生之间的交流构成了主要障碍。这个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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