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应对这种要求时遇到的困难在于，中国已经变得足够富裕和强大，不再向美国麾下的区域势力和全球霸权低头。中国人不再一味地委曲求全来作为换取独立自主的代价。美国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是通过改正自身的问题，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使其受到遏制（not by correcting its own deficiencies – but by tripping up and immobilizing China），但是这份偏执和自满是无济于事的。美国一面在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的同时，自己却日益走向封闭。

这种变化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无论是美国放过中国，还是美国通过削弱中国来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试图打倒中国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国经济，而不会阻止中国的前进。那么，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要对杰里米·豪夫特（Jeremy R. Haft，美国企业家、畅销书作家、学者、对华贸易事务媒体评论员——观察者网注）2019年为“伟大决策”（Great Decisions）计划所写文章中提到的关键一点表示赞同。他指出，一个国家的GDP规模实际上与其国际竞争力没有什么相关性。GDP完全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国际分工。如果我们把挖沟工人或喜欢推诿扯皮的金融精英创造出来的GDP，与钢铁工人或诺贝尔奖得主为一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混为一谈，那么非常重要的信息就会被我们忽视掉。与GDP有关的数字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有多大，或者该国经济增长得有多快，然而知道两个国家的GDP规模并不能帮我们预测到它们之间最终的竞争结果。

虽然不能说经济总量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一个国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决定经济总量能发挥怎样作用的关键因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试图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时，其GDP规模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然而日本却牵制了美国将近四年，最终因无力抵御美国的核攻击才宣告投降。

因此，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比较美中两国的GDP数字并没有切中问题的关键（comparisons of gross economic indicator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re mostly beside the point）：中国的工业产值现在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比美国、德国、韩国三国加在一起的总和还多，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

此外，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工作的劳动力已经占到了全世界同类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8倍，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3倍以上，这一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与美国和无人同情的前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这甚至可能会成为它的一大优势。如果有其他国家试图模仿中国的制度，中国人自然觉得高兴，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很在意其他国家如何管理自己的社会。中国在其国内施行的是一党执政的制度。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旗手宣称中国在海外推广专制、反对民主，但其实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冷战结束后秩序混乱的新世界里，意识形态联盟是非常不堪一击的。一国制度的受欢迎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该制度是否能给人民带来有效的政府领导力、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the appeal of systems of government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on how well they deliver effective leadership, prosperity, and domestic tranquility to those they govern）。你无法再去强迫某个国家向一个超级大国效忠。各国可以自由选择国际伙伴和竞争对手，并就事论事地与伙伴和对手打交道。

中国的财富和实力与日俱增，邻国们无不担忧这会在多大程度上迫使自己臣服于中国，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担心自己会受到中国的侵略。尽管美国费劲心思地去设想东亚海域出现一个类似富尔达缺口（冷战期间，富尔达这座城市靠近东德和西德的分界线，人们因此将该地的一处山谷命名为“富尔达缺口”。美国认为，若华约与北约爆发战争的话，那么富尔达缺口是最有可能遭受苏联军队进攻的一处地点——观察者网注）的地方，但实际上东亚并不存在“富尔达缺口”。

一些美国人兜售的那套过分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加受到欢迎。即使在那些早就对中国有戒备心理的国家，美国的这套说辞也没有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那些国家看不到迫于美国压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很可能损失巨大。

中国是其所有邻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正在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近在咫尺，而且永远也不会离开。这些国家并不想向中国挑起事端，他们也不会站在美国的阵营里。

中国对一些分布在东海和南海的岛屿、礁石和岛礁（islets,rocks,and reefs）的主权提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声索。由于冷战期间中国受美国的牵制，导致其他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占领了大部分岛礁。30年前，中国终于拿回了少数几块其他声索国没有占领的土地。

中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周边建立据点来捍卫主权，对这些国家而言，把中国赶出去不是他们的目标。尽管同美国海军在堡垒周围划定领海基线方面有分歧，中国并未威胁到南海自由的商贸航行。毕竟，通过该海域三分之二的船舶的目的地是中国港口。要不是美国媒体利用失之偏颇的言论来混淆视听，其实这都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实（it’s hard to ignore these facts unless the prejudicial narratives of the American media miasma prevent one from seeing them）。中国目前并没有向邻国索要什么，只是以礼相待，互相开放贸易和投资，严防那些国家伙同第三方做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无论中国的邻国是否是美国的历史盟友，他们都没有采纳当前美国孤立中国的方案。他们之所以寻求获得美国的支持，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对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寻求与中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的和解状态。

这种目标上的不一致，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排斥中国的行动迄今对中国的损害还不如对美国与盟友和国际伙伴之间的关系损害大。这些行动非但没有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双边层面上，当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让中国经济付出了代价。中国的反击对美国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等待美国零售企业和消费者的是逐步升级的冲击。特朗普贸易战的短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它的长期影响又是什么呢？

首先，当前的供应链和贸易模式正在受到永久性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生产商为了避免美国关税而转投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的时候，他们提升了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大对其他国家的生产投资促进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当前获得了蓬勃发展，这都是以牺牲美国农民利益为代价换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