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和博弈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别。据我观察，新西兰原住民的情况要比澳大利亚好得多，这就意味着“殖民主义”相对更弱化。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虽然不在南太平洋进行“狭义”的殖民，但存在“殖民主义”式的确保势力范围的迷梦。

它所追求的南太平洋霸主地位，是嵌在美国帝国体系中的，是只有美国能给的，因此不做这迷梦的新西兰，反而可以相对澳大利亚更“独立”（也更容易被“遗忘”）。

即使中国不追求主导，但仅凭崛起后的绝对体量在那里一摆，都足以改变国际政治结构，包括南太平洋，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极难适应的，更不要说“顺应”了。

南太事务可以说是第三重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至少从2016年起，澳大利亚就开始各种闹腾，但当时主要还是非常局限在澳国内政治斗争里，表现就是以嘴炮为主。

就像以前美国大选，候选人都会拿中国当靶子，当选后又降低调门，务实发展经贸关系。这当然不是什么“理想状态”，但中澳很多人对这种波动都已经“习惯”了。

可后来，澳大利亚不仅嘴炮猛烈，对华还有不少实际动作，甚至颇为“主动”。比如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搜查“友华”议员和中国记者，妄图推动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源头国际调查，对TikTok发起调查，允许在澳香港人申请永久居留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就南海问题致信联合国，不批准中方收购乳企等。

究其原因，就在于嵌入殖民主义国际政治架构、且不够独立的澳大利亚，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

在中国复兴前，澳大利亚就是南太霸主，美国等同于委任它监管南太，很少“亲自”涉足具体事务。

在中国刚开始复兴时，双方暂时还能相安无事，但当中国加深与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后，澳大利亚看到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净亏损。

当然，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可以带动地区繁荣，对于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利，但有可能说服澳大利亚，它所得会更多吗？

它算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帐，而是“霸业”帐。2018年，时任澳总理莫里森提出一项名为“PacificAus”的计划，向太平洋地区的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图瓦卢和瑙鲁等国的广播公司免费提供1000小时的内容。2020年内容开始正式播放，计划将耗资1710万澳元（当时约合7979万人民币）。

《邻居》是输出内容之一，这类文化产品的交流本来也属合理，但澳大利亚自由电视台首席执行官布里奇特·费尔自己拿它举例子，坦承“政府的计划旨在提供最能反映澳大利亚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容……”

这其实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反而是贴钱。它也不像港口建设等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资金的主要投向也不是通讯设施基建，只是为了文化输出，目的是加强控制，维护“后院”而已。

那么澳大利亚的知华人士能帮助解决结构性问题吗？

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负责人艾伦·贝姆（Allan Behm）曾经感慨：“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受雇为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中国问题咨询，但我们‘愚蠢’的做法表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得浅薄。”

他认为，在澳大利亚，只有20个学者及智库拥有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你手下只有20个人了解中国，那根本不值一提。”

但我想，这20个学者及智库里，真有多少能说服自己，澳大利亚不会在地缘政治上净亏损？更不要论说服其他澳大利亚人了。

没有捷径

由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不能对其他因素抱有太大希望。

据澳大利亚澳中关系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2020年公布的数据，由澳大利亚主导的科研论文中，涉及中国研究者的数量远超任何其他国家，由2005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16.2%。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默默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研究伙伴。

科研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部分，但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有多大帮助，很值得怀疑。醉心研究的澳大利亚科学家，政治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在更受关注的经济层面，经热与政冷的共存已经司空见惯。

还需要注意的是，超级买家和超级卖家固然互补，但也是要博弈的。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坑人的事，并不是新闻。

攫取更大利益的动机，本来就普遍存在，澳大利亚也清楚自己为了利益，做过些什么。

2020年5月12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评论称，中澳贸易争端，澳大利亚并非没有责任，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钢铁、铝和化工产品一直征收着高额关税。2014年4月，中国商务部曾就这样不平衡的贸易关系致函澳大利亚方面，甚至一度表示“和堪培拉接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而且，有些时候商人也会主动规避风险，而不是帮助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澳关系刚开始有些变差的苗头，2017年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就减少了11%，从2016年的150多亿澳元降至130多亿澳元。随后连年下降，从2018年的48亿又降到2019年的25亿澳元。自2014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花费的500亿澳元中，大部分是在2017年之前。

这里面有部分澳大利亚收紧监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商人“用脚投票”，只是对于结构性问题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改变。

我认为，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可以推动双边关系缓和与发展，自然应该鼓励，但只能掩盖或推迟结构性问题的爆发，而不能真正解决它。

中国不可能为了消弭结构性问题，而变得和美国一样，许诺澳大利亚南太“霸主”的地位，那样的话，中国复兴就成了一个勇者变恶龙的故事。中国更不可能变得和澳大利亚一样不独立，委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下。

那么，如果结构性问题有一天可以解决，必然是澳大利亚自己完成重大的改变。在深切认识到维持南太“霸主”地位不切实际，并且不“道德”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

现实中可行的路径也非常有限，一条就是国内对殖民主义残余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进步力量逐渐累积政治能量，最终切实改善原住民以及其他少数族群的境遇将成为观察的指标之一；另一条就是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最终认识到美国式帝国的不可持续性。

在第二条路径上，中国也许能在某些事件中顺带“帮”到澳大利亚，但归根结底，能帮助澳大利亚的摆脱惯性的，只有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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