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要能够产生全球性的影响，除了理念上的引领，也需要实践的证明。近20年来，中国在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后，取得了哪些成绩？

岑少宇：其实中国的工作起步要早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88年就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在1994年发布的，当时《生物多样性公约》才签署两年。总体上，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同时也在《公约》的框架下发挥重要的作用，广泛参与国际合作。

也许公众最熟悉的成绩，就是熊猫的“降级”，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这是中国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其实，还有一些动物也降级了。比如，藏羚羊数量达到30万只，从“濒危”降到“近危”；朱鹮数量增加到7000多只，从“极危”降到“濒危”；雪豹从“濒危”降为“易危”。

但也要注意到，它们都还在世界濒危动物名录的“红皮书”里，种群数量仍旧不够大、生境依然脆弱。只有麋鹿在2006年降为“珍稀”，退出了“红皮书”。

这也说明了保护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现在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样宏大的新理念，有助于我们巩固成果，并继续推进这一事业。

当然，保护这些“明星物种”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惠及整个生态系统。中国已经新建了许多自然保护区，正在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些工作普通人可能很少接触，有的只是新闻里的一句话，但背后是无数人的努力。

很多当地民众成为了护林员、国家公园的管护员，在尽到保护的责任之余，还能在指导下，从事一些绿色产业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将部分原住民留在核心区内，图片来源：央视

在精准的规划与管理下，生态移民与就地转型可以结合起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结合起来，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中国还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要覆盖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覆盖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

很多保护区面积、规模有限，有的受行政区划限制，有些彼此之间连通性不足。划定生态红线可以从功能、脆弱性出发，打破原有的一些局限。同时，对于公众而言，“红线”也更能唤起重视。

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基本完成，陆地部分的面积大约达到国土面积的25%。中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倡议，还成为了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15个精品案例之一。

在工程建设上，无论是高铁还是水电站的建设，都有越来越科学、严格的环评，对重点物种有相应的工程保障措施。

在法律执行上，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严格执法的报道，比如捕捉保护鸟类而被判刑的案例。而且，从公众的反应看，很多人已经从最初的不理解，转而认可严格执法。这显示出公众的生态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另外，还有许多不容易被人“看见”的成绩。比如2017年不幸去世的我们复旦大学的钟扬教授，援藏16年，在青藏高原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这就是对遗传多样性的保护。

在青藏高原上的钟扬教授，图片来源：中国科普网

国家推动了一些基础的调查与研究网络建设，有效地推进了生态学的研究工作。比如，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组织下属研究院所，牵头建设红外相机观测网络；建设鸟类多样性观测网络等等。

红外镜头前的雪豹，图片来源：生态环境部

观察者网：确实，我们身边都能感受到生态的变化，城市里的鸟类都明显变多了，甚至有时还能见到刺猬、松鼠了。不过，现在的恢复，是否会被说成是“先破坏，后治理”呢？

岑少宇：我认为不能这样看。本身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概念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苛求过去的人。

在环保运动兴起之前，确实存在只顾经济发展的情况，但生态保护的理念发展至今，尽管存在罔顾法律的黑心企业，你却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经济体，是单纯的“先”破坏，“后”治理，其实多少都是有约束的。谈发展已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保护，破坏、治理往往也是同步发生的，只是各经济体之间可能程度有别。

还有些问题，是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仍然有限导致的。比如在建设工程时，设计了配套的保护野生动物的通道或人工环境，但可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之后不得不反复改进。用“先破坏，后治理”来形容这样的现象也不恰当。

无论如何，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史，总体而言，无疑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偏转。

有的人或许会用“五十步”与“一百步”去形容现在的新兴国家与当年发达国家崛起时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与其那样消极地思考，倒不如将变化视为“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对环保的高度重视，就是经过人类长期实践的积累，已经形成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有些问题上，人们可以推说科学证据不足，可以推说自己无能为力，但很难再公开表示“哪管洪水滔天”。这可以说是种“质变”。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这些消极推脱的思潮保持警惕，生态保护也会有反复。

比如，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制定了比较详尽的环保法规，有一些值得借鉴的保护区与野生动物的管理办法，但如果思想松懈、投入力度不足，面对新出现的珊瑚礁白化等问题仍然可能应对不力。我的一位老师很早就因为对政策不满，认为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不够，而愤然辞去了相关职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样的理念就尤为重要。它时刻提醒我们，人类始终是这个“共同体”里有机的一部分，与这个共同体一同演化，因此生态保护是一项永恒的事业，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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