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关于生物多样性，可能还有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因多样性丧失而崩溃的临界点在哪里？有的人会认为一两种生物的灭绝无关痛痒，为什么要保护多样性呢？

岑少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恐怕很难有答案。我想，首先就不应单纯地去看待多样性的问题。多样性的临界点，与气候、地理等等的临界点是紧密相关的。跨越一个临界点，还可能会放大继续跨越其他临界点的风险。

我们已经实际观测到例如冰山消退导致河流改道这样的事件，无疑是对当地局部生态的一次大震荡。

从长时段看，河流改道后，如果气候维持不变，生态系统很可能会逐渐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只是具体的分布随着河道的变化而改变，只有少数物种受到不可逆转的影响。但如果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受到损害，那么发生这样的震荡后，就未必有足够的恢复能力。

近几年还有研究表明，单纯考虑跨越某个临界点所立即导致的剧烈变化，可能存在很大的漏洞，一些微小的环境变化，也可能开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

比如，当海洋环境的轻微变化降低了咸水鲑鱼种群的死亡率时，几乎没什么生态影响。但是，鲑鱼的一些有演化意义的特征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例如从河流迁移到海中的最佳体型，达到了发生“稳态转变”的临界值，最终还会改变群落的组成。

可以想象，有如此多的互相交织的因素，如果其中还有一部分具备这样的延迟效应，对临界点的探讨将是多么复杂的事情。

左图是传统理论里生态条件、生态状态与临界点的关系，右图是科学家新近提出的更复杂的图景

即使单纯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物种的“种数”只是一个小方面。有的时候可能关键物种个体减少到一定程度，就能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还有物种内部的遗传多样性，它是演化的基础；对于人类来说，也蕴含着巨大的利用价值。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可能导致生物更难以应对未来的环境冲击，也可能导致对人类有用的某一物种不再堪用。

更何况，就算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临界点答案，更没有人能负担得起生态崩溃的代价。“未雨绸缪”才是中国人传统上一贯推崇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江心补漏”。

“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很好地体现了各生态系统之间、生物与物理化学环境之间、人类与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间命运交织与共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个“生命共同体”推到悬崖边缘，或者一直让它走钢丝。

观察者网：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样的提法？

岑少宇：中国已经提出了不少“共同体”的概念，扩展到地球生命的范畴是顺理成章的。

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牵涉到方方面面，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肯定会有一个细分的过程。

从最简单的人与自然的提法开始，再把人分为经济、社会，变成经济-社会-自然的系统，大自然也可以继续分为生物、非生物。

这样的分解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人们也会强调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像我参与编写的生态教材，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搭建框架。但达到一定阶段，还是需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理念来统领与整合。

而且，这些分解归根结底还是追溯到人与自然这第一步分解上，本质上还是有点二元对立的意味。人类其实是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较为特殊的一部分。“生命共同体”可以完美地消除这一哲学上的弊病。

另外，大量不同专业的人也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不同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立场，也需要一个更能够统一在一起的理念。

我在澳大利亚学习保护生物学时，用了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概念，结果老师一脸问号。其实，这些概念在经济、社会的国际合作领域是很寻常的，比如联合国就有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可能脱离经济、社会的综合治理，但在狭义的生态学领域，可能很多学者就不了解另一套话语体系。（当然也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在南半球，但又不是“南方国家”有点不适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生态保护，其实有一个连续的理念光谱，占据两端的是两种有些“极端”的思路。

一种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单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资源利用，显得非常“功利”。另一种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为了“保护”，或者说是清除人类作为自然界特殊的一员，因为过于“特殊”而产生的巨大的不良影响，显得非常“超然”。大部分人的观念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时，在中间游走。

我想，“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可以囊括不同专业的思维，也可以更好地包容思想上的冲突，不管是更“功利”还是更“超然”，都可以纳入进“共同体”的生态文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