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

· 连花清瘟能有多大作用？

疫情期间，一些关于尸体解剖的新闻里突出了“痰栓”，有些人就将某些药物、设备与此相联系。等到连花清瘟的报道多了后，也有人脱离论文与作者们自己的表述，对其改善症状的意义，与痰栓、炎症等的关联过度联想。

其实作者们在“讨论”部分提到的与炎症相关的信息，基本都是很松散的，离临床也很远，因此推断也留有极大的余地，这是学术论文里常见的现象。

关于“痰栓”，不妨引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2月28日在武汉写下的诊疗笔记：

2月28日：关于尸体解剖出现痰栓

国家有难、有疫情，应该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救治患者。可每每这个时候牛鬼蛇神都跑出来，心怀鬼胎地推荐各种离奇的治疗方案、不着边际的药品、设备。尸体解剖出现痰栓、出现化脓性改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尸体解剖的都是病情很重死亡的患者，这些患者往往在后期合并有细菌或者真菌。其实新冠病毒肺炎（呼吸衰竭，ARDS）的尸体解剖发现的是病理改变和之前的病毒肺炎包括SARS等大同小异，主要是肺水肿、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改变。一些不良厂商抓住痰栓、炎症反应等，就大肆鼓吹自己的药品，鼓吹吸痰机。在临床上，病毒肺炎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患者在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之前痰还是比较少，气道还是比较干。ARDS患者如果不给充分氧疗，不给正压通气就用吸痰机吸痰，那几乎100%死亡，你自己试试。要想做好呼吸支持，就要求做好吸痰、气道管理等，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 连花清瘟的应用是否不讲辨证？

在钟南山多次提及连花清瘟后，有些中医爱好者发出了一些质疑，认为连花清瘟这样的药不讲究辨证，不能体现中医的精髓。证与症状不同，辨证试图把握病理变化的本质，确实不是症状的简单堆积。

但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有些人为了突显中医的特色与价值，过于强调“辨证”“一人一方”等概念。然而，只讲辨证和不讲辨证，是两个极端，都是对中医的片面认识。在实际运用中，有大量只需对症，不需辨证的情况。

就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为例，其中在临床治疗期，也就是针对确诊病例，固然列了许多如“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等证型，但在“医学观察期”，只举了两类临床表现的症状，一是乏力伴胃肠不适，二是乏力伴发热。

作为全国中医药力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说，这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界主流的认识，并非什么都要提“证”。一说中医就是辨证，和一说现代医学就是双盲，在思维方式上倒有相似之处。遇到那些只会把“辨证”两个字挂在嘴边，甚至说得神乎其神的“爱好者”，我们反倒要长个心眼，怕不是遇到了什么江湖骗子。

· 钟南山的研究是否存在“废医验药”的嫌疑？

有些“中医爱好者”甚至从“不讲辨证”，进而引申到“废医验药”这样的大帽子。

诚然，作者们使用了现代的临床试验方法，虽然整体没有使用盲法，但看CT的放射科医生用了盲法，而且作者在结尾也强调了将来使用双盲的必要性。

此外，作者引用的文献还采用了很多现代药学的手段，比如之前提到的对中药成分的结构筛查等。

从这些表面现象看，似乎是有种只在“验药”的感觉。然而，“验药”始终是主流的目标之一，虽然困难重重，有些药厂也有惰性，但总体上在往这个方向走。归根结底，“验药”与“废医”完全是两码事，从科学上讲，“废医”根本是个伪命题（这点以后有机会再详谈）。

我们从作者引用的那些与药学相关的参考文献中，还可以看出现代科学对药方改进的重大价值。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景天与大花红景天，或许可以尝试改变药方中红景天的具体种类；又如，可以参考作者引用的药物筛选文章，根据药材主要分子与受体结合的能力，在原有配伍的基础上，尝试调整具体的配方比例。

当然，药物筛选等方法和体外实验一样，都只是一种提示，实际效果还是要临床检验，也要考虑到临床检验需要的人力、物力，和可能取得的效果，判断是否值得进行这样的改进。

· 药品说明书和研究为何完美对应？

有人质疑说，论文的“指标也很怪，主要指标就是后来药品说明书增加的那三个症状，但这三症状在诊疗方案里根本没提对应的治疗”。言下之意，似乎研究是为了在新冠疫情下推广药物“量身定做”的。

我查了下，以岭药业确实在4月14日就发布公告，称新说明书获批。说明书中的【功能主治】项增加“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常规治疗中，可用于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媒体报道此事时说，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连花清瘟”，结果显示仅有以岭药业获批。

当时论文还没有正式发表，审批也需要时间，申请肯定要早得多，应该是基于刚完成的研究申请的。3月，钟南山等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连花清瘟，主要也是基于这项临床研究。

从时间上看，2月15日完成试验，到3月前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初步结果。根据研究结果，申请新的说明书，一一对应也很正常，并没有先上车后补票的嫌疑。

前面提到过，“乏力和咳嗽的强度由病人主诉”，在没有盲法的情况下，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只是研究者们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的选择，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和说明书修改有什么关系。

至于诊疗方案里没有专门提及这三个症状，也很容易解释，毕竟诊疗方案的制定者们，与审批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是一套班子。

· 研究人员与连花清瘟胶囊的制造商以岭药业是何关系？

之前我们提到，在临床试验注册表上，申请人韩硕龙所在单位是以岭药业，“经费或物资来源”填的也是以岭药业。不过，看正式发表的论文中，“资金”部分里写的是，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冠肺炎应急项目”和广东省中医药局等提供资金，以及一些北京、河北、澳门大学等项目的资金。

可见，就像作者在论文中所说的，以岭药业提供的应该只是试验药物。因此，在“利益冲突声明”部分，作者简单地写了“无”（None）。

还有人挖出钟南山曾与以岭药业的创始人吴以岭院士，曾共建“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等等。然而，吴以岭、钟南山都是院士，研究中心很可能只是学术合作，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商业行为。

论文里已经写明了由以岭药业提供药物，通讯作者之一还是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引用的文章也有与以岭研究院相关的，根本没有要隐藏与以岭药业或以岭集团的关系。如果真要隐瞒什么利益冲突，谁会这么操作呢？而且，论文里还写了“无”利益冲突，可谓白纸黑字，如果真有利益冲突，哪天曝光了岂不是加倍的丑闻？谁会这么傻，给自己挖坑呢？

从医学上讲，试验设计、临床意义当然可以探讨，捕风捉影实在是没有必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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