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策略

中国企业负债率很高，不断引发人们关于快速去杠杆的担忧。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产品市场导入路线有别于其他国家。

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使市场可以分层，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路线可以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持续为正并稳定增长，进而维持杠杆的可持续。其中，先是以农用车、后是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汽车工业发展路线就是典型。

199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乘用车进入发展时期，其布局是按照汽车工业主流思维展开的：“三大三小”，并以合资为主。除此之外，地方不得发展汽车工业，以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在这一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有力执行的同时，人们发现农用车却很难管住，还是遍地开花。

当时，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所工作，曾对这一现象组织过调研。通过调研，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农用车特有的市场进入路线。这一路线虽非主流，却构成了今天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底层逻辑。

农用车发展的主体企业是分布于中国广大乡镇的农机修造厂，其发展的基础是197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进入中国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可以耕地、抽水，还可以跑运输，并且操作简单，很容易上手，十分受农民欢迎。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户对手扶拖拉机的功能也不断有了新要求。比如，手扶拖拉机挂拖斗跑运输容易翻车，农民愿意付点钱，把手扶拖拉机和车斗焊接在一起，以便安全驾驶；随着收入进一步增长，为避免风吹日晒，农民愿意出钱给驾驶座搭上棚子；再随着收入的增长，为了提高载货量，拉更多的货物，农民愿意出钱加大车厢，换发动机，从而变成柴油汽车，由三轮变为四轮，由小路上大道。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一处粮食收购点，农民把装载小麦的农用车停在地磅上称重。 图源：新华社

农机厂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地成长，由修理变制造，由小厂变企业，由地方走向全国，北汽福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电动新能源车的发展是同一逻辑的再现。回顾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与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安排息息相关。

2010年，中国开始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加快居民收入增长，做到两个提高和两个同步，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其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其与GDP的增长同步。由此在2010—2020年这十年间，中国GDP翻了一番，中国居民收入翻了一番，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其中刚刚过了温饱线，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这群人是收入增长最快的。对他们而言，有车有房是标配，在家庭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价格低廉的新能源车应运而生，为其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新选择。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有的售价可低至几万元，这与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高端新能源车市场进入路线截然不同。特斯拉的目标市场是高收入群体，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目标市场是收入增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伴随着这一市场的增长而发展。

其实即使中国新能源车不出现，燃油车也会走上这条市场进入路线。我们看到，在燃油车市场，过去十年销售最好的SUV（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的十大品牌中，有八个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品牌，如风神、哈弗、宝骏等。

这些廉价SUV的目标客户也是刚刚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阶层，走的也是与收入增长最快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

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性高度相关，“村村通公路”使新能源汽车可以跑进农村，“村村通电”使新能源不担心动力问题，而“村村通信号”使包括北斗导航、GPS（全球定位系统）在内的电子系统使用无障碍。

在这个意义上，新能源汽车与其说是汽车，不如说是装着轮子的电池，因高度依赖于基础设施，从而可被视为是基础设施系统中的一个组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把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高度内部化了。事实上，从这个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不仅是新能源汽车，几乎规模不断做大的中国企业都与基础设施外部性内部化相关。

换言之，基础设施的超大规模与人口超大规模相结合，会使任何潜在收入的增长都会变成巨大规模的市场机会。

我们看到，村村有自来水，使洗衣机可以普及；村村通光缆，使电视机可以普及。由于农村电网改造，不仅家电可以普及，而且像屋顶光伏发电这种未曾想到的技术也会落户农家。而光伏发电的大发展，带动了电价大幅下行，农户烧水、做饭、取暖都可以用电来完成，河南兰考县就是典型。

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村貌 资料图：新华社

显然，当把握这一市场机会，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条件时，企业不仅可以迅速成长变大，而且可凭规模效应尽快实现盈利。

综上所述，“不断做大”的企业经营理念，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以及将基础设施外部性内部的发展策略，三方面相结合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在微观层面呈现为企业做大，在宏观层面呈现为市场成长，两者相得益彰，使中国经济的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

这种超大规模性既是企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组织的过程，还是产业成长的过程，构成中国经济创新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