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学术界对全球化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见，但之前还是学术思潮，到特朗普时代就变成了建制化安排。

现在，特朗普再度回归。他可能还会延续这一套，但已经不仅仅是个别案例，而变成普遍的制度安排了。比如他说要对全球征税，还要对一些特别的国家加征特别的关税，比如说对中国的产品要加征60%的关税。

对全球征税的概念，和8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自由贸易体制是背道而驰的。这对全球化是一个深刻的挑战，还不同于我们过去说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也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或贸易战，而是对全球秩序的挑战。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体系，这区别于战前的所谓双边、单边治理体系。战争前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谁的拳头大，谁就厉害，国与国之间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但是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多边体系是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比如WTO，它是个规则体系，也有仲裁机构。如果哪方有意见和问题，可以起诉，由WTO 来裁决，这就叫按规则来进行，跟战前体系有很大不同。

但是如果要去全球化，就会回到战前以实力为基础的竞争中，而这个竞争是无序的。那么，是不是有战争的危险？为什么说现在战争的风险在上升，这就是问题。更何况过去美国是全球的领导者，秩序的维护者，现在美国带头说“我不想维护秩序了”。

20天以后，特朗普就正式上任了，按照他竞选期间提出的92条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上台就宣布新一轮退群计划。他已经说了，上台之后，美国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甚至是北约。特朗普一度还扬言要退出WTO，退出联合国。这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化安排的机制，美国要退出这些全球机制，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呢？这是值得担忧的问题，是焦虑的核心。

其实特朗普再次上台，全球都为之焦虑：未来会是什么样？如果过去我们认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光明的，只要走下去，明天会更好。但现在突然发现，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明天不一定更好。

世界要退回到一战前的“列强时代”？

观察者网：您谈了全球化努力和民族国家利益冲突引发的全球焦虑，那么您认为，中美之间冲突的本质是什么？

曹远征：我们来讲一个欧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战之前，德法两国之间就一直矛盾不断，两次大战原因之一就是德法矛盾的激化。战后为了消除战争的发生，德法一定要建立起新的关系，这就是欧盟建立的基础。

最初是欧洲煤钢联盟，后来是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共同市场，再后来成为欧盟。欧洲从共同市场变成欧元区，代表的正是全球化的趋向：欧洲各国来往更加密切，开放市场、开放边界，甚至开放移民。

但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英国率先不干了。2019年英国实现脱欧，这成了欧洲去全球化的开端，也就是去全球化变成了建制化的安排。

很多人认为，中美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不同，所以产生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欧洲国家可是体制类似、文化同源，为什么也出现了利益冲突和逆全球化潮流。国家之间的诉求一定是有差异的。当年的欧洲的全球化已经走到欧元区这么高的水平，但还无法实现更进一步突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欧元区货币能统一，但财政统一不了，因为财政政策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

可见，如果民族国家的框架仍然存在，超级全球化的理想就无法实现的。如果超级全球化做不到，那么，在去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的时候，民族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一定会成为主流，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机制一定会出现。这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世界——一个整体、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再看看俄乌冲突，基辅罗斯曾是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是俄国和乌克兰文化的共同源头，而且在30多年前，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一个国家；当年苏共的很多领导人都是乌克兰人，比如勃列日涅夫。

但是这两个国家现在陷入了战争状态。而且在俄乌冲突以后，俄乌双方的支持者之间还发起以规则为武器的制裁，世界进一步碎片化。如果这么竞争下去，过去我们说的全球化规则可能就荡然无存了。

观察者网：国内外一些关于中美竞争的描述，很多时候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甚至描述成主义之争。不过您还是更多的认为这是逆全球化潮流之下，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

曹远征：我想讨论的问题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它是全球化安排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全球化是全球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体系，将来会不会退化到以实力为原则的双边或单边的治理安排？如果全球化基础不存在了，就会退回到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以实力为原则的治理安排我们见过，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就是这种安排。所以我特别能理解2021年在中美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的那句话：“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以实力地位说话，那就谁的拳头大，谁有道理，这就是强盗逻辑！

观察者网：您认为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状态了？

曹远征：对，所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未来的世界，会不会退回到一战前的秩序了？而一战前的世界秩序，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列强时代”。这是问题的实质。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关税无法克服的

观察者网：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美贸易的双顺差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您提到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因而，是关税壁垒无法克服的，您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汇率升值、控制出口配额、公平贸易等等政策，都没有减少中美顺差，在特朗普的上一任确实如此。不过，中美贸易顺差在拜登上台这几年下降了，只不过墨西哥等国对美的顺差增加了。如何解释呢？

曹远征：美国现在要给墨西哥征税，要给加拿大征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快要名存实亡。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不能从两国关系来讨论问题了，而是要以全球化视野来讨论问题。全球秩序安排正在出现新变化，这是问题的深刻性。

我们不能将美国视为一个普通国家。它过去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现在它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者至少不愿意免费提供。自由贸易变成价值观贸易了，跟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全球阵营化开始出现了，这是问题的实质。

回到中美贸易逆差，为什么关税无法克服？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国际货币，是因为美国在国际收支中存在逆差；美国作为全球国际货币的提供国，它要履行国际流动性义务，它手上必须大量持有美元，才有可能维持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的逆差是天然的，它不仅对中国产生逆差，也对其他国家产生逆差。只不过碰巧中国是它最大的顺差拥有国，也是它逆差的主要产生来源。

美国贸易逆差1970-2022间呈扩大走势，逆差占GDP的比例于2002-2022年间在4%-5%上下波动 数据：世界银行

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局面，仅仅靠中国汇率升值是解决不了的，靠出口配额限制也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中国的自主平衡已经卓有成效。2010年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的参考性指南要求，顺差国经常项目盈余和逆差国经常项目逆差不超过GDP的4%。所以你会看到，2007年，中国的顺差占GDP比重大概在10%左右。从那以后中国在不断地扩大内需，2018年的时候，这个比重到已经下降至不到1%。在疫情期间因为中国的生产恢复得好，所以出口和顺差又在增长，但目前也不超过2%。也就是说如果要求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表现是最好的。

但是美国的逆差始终减不下来。我想特别强调，减不下来不是美国的原因，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国，它一定是出现这种局面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退群，退群就意味着美元不想再做国际货币，不想承担国际义务了。

只要美元是国际货币，它一定会有逆差。因为很简单，如果没有逆差，对方手上没有美元，就是流动性危机了。2008年出现的问题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元不能向全球补充流动性，全球的贸易几乎做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支付手段，没有钱。

所以，特朗普就职之后如果要推行去全球化的安排，它不仅仅是个关税问题，它是一整套制度的问题。

以美元的锚定资产为例。现在美元的发行基础是美国国债和石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建立的时候，美元是跟黄金锚定的，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美元跟黄金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从而形成一个固定汇率制安排，这构成了当年全球稳定增长的制度体系基础。1973年以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了，但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美元的锚转变成为美国的国债和产油国的石油。

现在美国的债务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金融体系高度膨胀，而实体经济又很虚弱，凸显全社会资金已经高度错配，所以人们担心美国还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特朗普也担心债务的无限制膨胀，所以特朗普大谈比特币，声称要将比特币列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如果这样，将来美元或许也可能以比特币为锚，那么美国债券就会出逃，这是国际社会担心的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这是美国去全球化、美元不再想承担国际义务、国际责任的表现。如果是这样，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整个国际货币体现的规则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就是特朗普说的美国优先，世界第二原则。”美国以外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你要叫我去干，可以，拿钱来。”所以特朗普威胁要北约国家交保护费，否则美国就退出北约。美国过去是世界警察，是维持秩序的。如果美国不想当警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今年已经看到，像巴以冲突，像现在的叙利亚政权更迭，美国已经开始袖手旁观。这是问题的实质。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一带一路”的意义凸显

观察者网：我们在来谈谈具体的中美贸易战。您提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所以中国还是希望通过谈判，争取实现共赢。现在的形势很明显，中美贸易战不是中国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如何迎战的问题。您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贸易战变局会是什么样的？

曹远征：看世界当前的变化就会发现，如果说过去我们还有选择，现在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必须扩大内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方位扩大内需”。

第二，出口在中国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14%以上，占全球的七分之一。全球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想在出口上提高份额是基本不可能了。

第三，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6年前，中国对美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市场中排列第一位，现在已经下降到第三、第四了。而且在对美出口快速下降的同时，中国对东盟、对非洲、对拉丁美洲的出口都在快速增长，“一带一路”上的增长超过了两位数。

可以看到，对美国出口的下降是凭借“一带一路”和对亚非拉国家的出口增长来填补的。但核心问题是，中国已经在全球出口份额中占了这么高的比重，想再提高难度是比较大的，因此扩大内需就是必须的。

观察者网：您在特朗普上一轮发动贸易战时做过测算：美国对中国进口约500亿元产品加征25%关税，尽管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为270亿到500亿美元，但对GDP的影响仅为0.2%-0.5%。然而，对就业的影响会比较突出，有50万-80万人会受到影响。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制，尤其是对美国农产品的反制，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物价，而且可能会影响大豆等产品的供应。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贸易战，中国面临多大的压力？

曹远征：首先，即使我们把美国加征的所有关税全部算上去，大概对GDP的影响也不到1个百分点。但是目前，怎么加？什么时候加？加多少？这本身还是未定的。

其实这分成两个部分，如果美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加关税水平就是42%。从2018年至今，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平均加关税将近20%。这两个关税叠加在一起就是60%。

最惠国待遇要经过美国国会讨论，能不能获得批准还是一个问题，而且什么时候批准也是一个问题，批准以后是永久取消还是分年度谈判又是一个问题。因此你现在很难说加关税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正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确定性的东西，那就是扩大中国的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