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学者和群众往往将传统时期的边疆牧渔生产生活方式想象成无拘无束的“自由流动”，其实是一种深深的误解和农耕文明的偏见，无论游牧还是渔业的流动，都是“有序流动”，而且这种有序流动的优点和方式很可能是我们未来治理流动社会时最基本的思路和传统治理遗产。

历史有其惯性和内在逻辑，郡县国家的四大核心支柱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形态和发展方向，中央集权的原则不可动摇，文官制度日益规范、精细和现代化，行政区划在省级层面变动极小。变化最为迅速明显的是乡土自治，因为中国正快速地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行政下沉”的趋势继续发展，国家要直接面对和组织个人的趋势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有能力和有意愿。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大清行政区划示意图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大流动，似乎在市场条件下将人们从原有的村社和单位中解体出来成为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劳动者，回头看来也仅仅是短暂的历史瞬间。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迅速意识到这种无序的流动对于治理所带来的严峻问题，着手以各种形式重新将亿万分散流动在城市中的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而且这种再组织化明显具有以党建带社建的鲜明中国特色，各类群团组织、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必须认识到这个中国特色是有其深厚的传统逻辑和惯性在其中的，即国家在组织动员个体居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西方近几十年流行的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诸如一些业务外包等思路和做法，与中国的传统与国情相去甚远，并不能简单套用。如果最基层的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而实现“外包”，那么如此简单的“花钱”的工作岂不是谁来干都可以？在服务组织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再生产问题，这类事务是不可能主要依靠假手他人来做的，这也是为何中共高度强调“群众路线”的一个原因。

而且，中共恰恰是在服务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和文官制度两大的领域，大幅度地改造了中国传统郡县国家的治理体系，构建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其基层的民众更有组织性，其干部队伍充满工作积极性。

“郡县国家”遭遇“流动社会”会是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所必须回应的深层次根本问题。其核心要害在于：第一，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之间的平衡，或者说“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第二，是科层制的僵化呆板与大变革时代有效治理的灵活性的矛盾，或者可以说“政治”对“行政”的短板的克服。

我们会发现，这两个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中国共产党，而且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应对这个流动社会过程中的权威、弹性、灵活等特点，总体上是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是基本应对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流动社会”。而且，对比处于相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历史阶段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共的治理绩效无疑更为出色，还要考虑到当前我们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环境下，难度会更大。

只是对政府治理过程、政府组织机构的研究因为较难获取信息和资料，所以理论上的提炼总结还显得很不到位，政府更多是在凭借实务工作中的“手感”和“直觉”开展工作，不过随着中国的自信不断提升和对学界的开放度不断加大，这方面的研究条件也在日渐成熟。

当今的流动社会，是城市中国的一个表征，已突破原来农业时代的空间上二元划分，无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混合相近，国家治理体系更接近“一元”。但这种新的“一元”，却是混合着“动静”的一元，这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会兼有“郡县”与“盟旗”的特点。

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调适，从过去组织静态小农的经验转变成组织流动的农民工与白领，将成为长期的新课题。我们曾经在农业时代的治理流动社会的经验至今仍有意义，但却往往被汉族学者构成的学术界主流所忽视；我们在当下的变革中潜意识里仍保留着农业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对“流民”的恐惧惯性，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排斥、限制人口流动，并希望恢复到一个静态社会进行治理。这样的实践方向是值得探讨的，这样的心态是值得检视反省的。我们应积极准备应对治理一个“流动社会”（城市中国），对传统治理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认真分析其成功条件和当代挑战。

从社会具有了高流动性并要求相匹配的“上层建筑”这一结构功能视角出发，我们会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性质和方向有新的理解和把握，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弹性与权威”在适应这个大流动时代中相对于政府科层体制的“僵化与分权”的特殊优势和积极意义。

（本文原载《东南学术》，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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