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亿农民在同一个空间交流需要统一的语言发音，如果语言不通，那么交流成本就特别高。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前三十年统一了语言。这个语言是一种认同，它对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他的社会性意义又在哪里？非常值得研究。

到今天印度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的工厂招工，或者台商来大陆投资，有统一的语言和发音那就很方便了。基础教育对语言的普及，再加上交通设施的改善进一步降低了人员流动的成本，对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动力源。

观察者网：曹老师，您曾经说过，改革开放这短短的四十年取得极大成功，得益于党的领导，背后也还有中国几千年的“治道”传统。而且您特别推崇唐朝史学家杜佑的《通典》，您能否具体说说这本书它包含了中国“治道”什么样的不二法门？

曹锦清：我之所以向大家推荐杜佑的《通典》，主要目的还是要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咱们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只有人治而无法治，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批判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一套说辞。

为了反驳这个观点，我指出来，中国史书中有这么一类书叫制度史。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有制度也有法的，如果没有制度没有法，任何一种政权都无法运行的。无论你把它叫做民主或者叫专制，无论怎么叫，没有制度，国家机器怎么运转呢？

任何一个国家形态的运转，都要需要制度设计。那么中国古书按照经史子集四个大类来分，除了经，最重要的典籍当然是正史。正史有纪传体，有编年体或者纪事本末体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很重要，就是制度史。《通典》就是非常典型的制度史书籍，记录了唐以前历朝历代的国家制度。

《通典》同治十年刻本

本书把制度分成了九大类，第一类是食货志，就是经济制度，另外还有科举选拔制，边疆治理等等，勾勒了一个完整帝国制度的基本框架。

我特别指出，要重视对我们传统朝代制度沿革的研究。这是我为什么要抬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跳出所谓“人治”“法治”这套二元思维的窠臼。

曹锦清：没错，就是要强调我们是有精密的国家制度设计的。有一批人认为我国古代只有人治，这是瞎说。如果只有人治没有法和制度，基本的国家治理都无法起步，这就凸显了《通典》这部书的重要性。

《通典》把制度分了九大类，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时，叙述这四十年的辉煌成果，分了十个方面，有不少内容是可以和《通典》对应起来的。

观察者网：曹老师，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近来您一直呼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学界要有一个发问方式的转换，这甚至比如何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还要重要，您可否能对此再具体阐述一下？

曹锦清：一代人的学术是对一代人发问方式的回答，这是这几年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发问方式在悄发生重大变化，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

以前我们发问方式，问的是“我们为什么如此不行，西方为什么如此行”，或者“西方何以富强，而我们何以贫弱”。这个方式源于晚清的五战五败，东西方的差距越来越拉大。这个背景下，当然这种发问方式不能说是错误的。

对这一种发问方式的解答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西方有宗教，有民主自由，有君主立宪，有共和，有科技思维带来的坚船利炮等等。这种回答方式其实能和提问方式对的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可以认为这种思维范式是正确的。

我们为什么不行，积贫积弱呢？按照以往的回答模式，民主共和法制科学咱们都没有，所以从一开始就是器物，后来到器制，再不行直接就说你文化上的根儿就不正。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赶超西方，包括新中国建立起来之后，毛泽东也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恰恰是没有提出赶超任务的四十年。邓小平一开始提出分两步走，后来又分三步走，其实没有提出具体的赶超西方的目标。但是我们赶超西方的时代恰恰就是没有提出赶超任务的这几十年。从超意大利开始，紧接着超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2010年超日本，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对国内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1980-2016中国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数据来源：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说我们2014年就超过美国了。但我们一直是按汇率计算，算下来今天我们的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的65%左右。我们谦虚一点，也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的人均GDP还比较低。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的目标的基准是改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处境，比如要在某一年达到小康水平等等。你的整个经济体量大了以后，东西方的位置也在悄然改变，以至于西方人都感到有点焦虑了，“中国威胁论”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的一种肯定和表扬。

这个时候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行？发问方式提出来以后，你要对整个东西方原来的那些看法，以及对我自己的传统历史的一些看法，都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不会说以前的发问方式留下的很多学术答案是错的，但目前看至少是过时的。

我们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发展，用实践证明了我们这个政体是有效的，没有党的领导，怎么可能会保持我们社会稳定和发展？至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量排世界第一，再要讲韬光养晦就不可能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也要与时俱进，积极有为，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目前学术界有一拨人还停留在对旧问题的羁绊里跑不出来，他们还是在历史的悲剧里面站不起来，受困于近代的卑怯，他们反而对民族主义很恐惧，当西方在高喊爱国主义口号的时候，他们对内却不敢喊同样的口号。这批人在高校里面应该说还占有相当的比例，当大潮退去之后，他们被晾在了沙滩上。

发问方式决定了你回答方式。我们今天完全可以问：我们为什么做得还不错？当今中国为什么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有一系列坚实的数据作为支撑。

打个比方，就好比之前有个孩子，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对其做诊断的时候，归因要么是懒，要么是学习方法不对，要么是父母的基因不行，孩子智商低等等；如果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到了高中突然上去了，对此又该怎么回答？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学习还蛮用功的，学习方法也还可以，智商也绝对不差等等。我们的民族自信迫使着我们的发问方式发生变化，就是这个道理。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