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进入新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相比，中国的教育理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因此，城镇就业市场上的过度资历问题既不利于形成应有的激励，也并不是高等院校扩大招生造成的，而是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制约的表现。只需利用已有的研究和统计数据，观察青年劳动者群体同时具有的几个特征，即可说明这个性质。也就是说，与其他年龄组人口相比，青年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见图2-3）、调查失业率、没有常住地城镇户籍的比例更高，因而这个群体遭遇过度教育问题的比例也更高。

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的目的在于调节供求、反映要素稀缺性，以及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既然结构性就业矛盾具有扭曲劳动力价格的倾向，一旦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失灵现象日趋严重，从而降低就业搜寻和匹配的效率。相反的结论也成立，即如果能够有效消除制度性障碍，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都会得到提高，意味着可以依靠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获得改革红利。

图2-3 城镇分年龄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

国外的经验可以提供一些政策启示。例如，谢长泰等人研究发现，在1960-2010年的50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见证了高技能职业开放度的提高、歧视性的减弱，使具有高技能的女性和黑人男性劳动者能更充分地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因此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及整体生产率均显著提高。在同期人均市场总产出的增量中，这种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率高达20%~40%。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效率的确有提高的空间。16~24岁年龄组人口恰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这个年龄组也是拥有常住地户口比例最低的群体。因此，他们中有就业意愿且不在学的人口群体，可能遭遇比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平均高两倍以上的失业率，意味着他们走上与技能相匹配岗位的概率较低，从总体上看人力资本损失不可谓不大。相应地，通过体制改革所能创造的红利也不可谓不大。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体制性障碍也会削弱政府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户籍制度仍然发挥的一个职能便是按照户籍身份提供公共服务，其中自然包括公共就业服务。由于农民工及跨区域流动就业人群没有本地户口，他们所能获得的技能培训、岗位信息、职业介绍、公益性岗位等公共就业服务，相较于本地户籍居民终究是不充分的。

例如，2010—2023年，农民工总人数已经从2.42亿增加到2.98亿，占全国非农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与此同时，这部分劳动者的年轻化特征正在消失，即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工占比同期从12.9%大幅提高到30.6%。如果这个群体享受的公共就业服务不足，将面临更严峻的结构性就业困难，也将放大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整体就业冲击效应。

《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蔡昉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