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群体是老年人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高达2.64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也达1.91亿人。由于中国老年人退休后大多没有就业收入，养老保险覆盖和给付水平也比较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总体偏低。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可以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就业培训，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普惠性、覆盖率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对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消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等等。

三、打破抑制消费的收入分配效应

人口转变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对于由此产生的削弱消费的作用力，总体上无法做出人为的改变。然而，除了来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应，还有一些与人口间接相关的因素，以及与之关联度较低的因素，也对消费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从这些因素着眼打破需求制约，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相关政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一个受到人口间接影响的消费制约因素是所谓的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中国经济将在更大的基数上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对较慢的速度增长。这个经济增长的减速，会从两个方面产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的效应。一方面，经济增量的相对减少，直接限制了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蛋糕”规模。另一方面，较慢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制约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时，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政策优先地位。

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表明，处在不同收入分组的群体，通常具有大不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低收入人群有着尚未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因此，他们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通常会把较大的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经难有未予满足的普通消费需求，他们只会将收入增长的较小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由此可以推论，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消费的效应。因此，任何在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

不难发现其中的政策含义：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变化方向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实质性缩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可以取得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效果。观察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有助于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领域、有效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

图2-3分别展示了全国、城镇和农村三种分类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反映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2010年以来收入分配总体得到改善，同时，近年来这个改善的效果呈现徘徊趋势，进一步缩小了收入差距，比如要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必须靠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其次，全国基尼系数分别超过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在统计意义上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导致整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应作为进一步政策努力的突破口。最后，城镇基尼系数趋于提高，同时城镇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高收入群体收入过高，以及人口中较大部分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较低端。

可见，通过目标明确的顶层设计，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环境，借助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实施再分配，促进社会流动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是现代化途中不可回避的制度建设任务。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四、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着力点

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造成居民消费预期转弱的短期效应，会合成对中国经济的第一轮冲击。这种冲击的性质，要求我们把短期应对政策与长期制度建设紧密衔接，调整政策调整和改革举措出台的优先级，基于长期制度建设的时间表，在民生保障方面跨出一个较大的步伐。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

首先，短期政策着眼于通过既有渠道，以更大的力度和真金白银的扶助和补贴形式，稳定和增加居民收入，修复失衡的居民预算曲线或受损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扭转消费预期转弱的趋势。疫情后复苏的政策刺激不仅着眼于投资领域，更重要的是直接惠及家庭，促进居民消费回归正常。这些渠道包括：巩固脱贫成果的延续性措施；低保和失业保险等的足额乃至扩大范围发放；提高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和发放水平，等等。

其次，加快出台一系列酝酿已久的关键领域改革，以其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为保持合理增速保驾护航。由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可以产生直接的扩大消费需求效果。因此，在需求侧应该着眼于提高收入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居民消费，应该重点把脱贫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和老年人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完善财富积累机制；增加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建立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福利体系。

最后，通过再分配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使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迈上新台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保障，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合理增长。在人均GDP从12000美元向30000美元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既是一般规律的要求，也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a2021—2035年，中国人均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可以达到4.5%，甚至更高。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政府社会性支出比重显著高于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增速却只有1.21%。

本文摘编自《探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