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供给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不足。国际上很多预测说中国未来增长速度不会太快，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可能达不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他们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不增长的，劳动力也是不增长的。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23%的比重，为什么说这部分的劳动力是剩余的呢？因为从国际比较来看，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3%、4%。我国也接近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要逐步缩小上述差距，意味着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对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1个百分点就是800多万，20个百分点大家想想是多少。因此中国独特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在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也是推动了这个过程。从农村向城市进一步转移，意味着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意味着生产率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因此对于供给侧、需求侧，新型城镇化都可以带来红利，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需求侧。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率是65%，但是真正有城镇户口的人只有40%左右，两者之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8个百分点就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些其他的进了城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那么，让这些群体得到城市户口、变成真正的市民，可以改变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OECD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团队提出，新型城镇化劳动力转移有两步：第一步是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步可以带来接近30%的消费增长。进了城以后，如果他们得到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接近30%。因此我们两步走的城镇化本来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潜力，变成了一个新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源泉。两步走，相当于火箭第二次推动。

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也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用国际数据看一看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越到比较高的城镇化阶段，两者之间关系也就越紧密。过去也有一个经济规律，叫做城镇化后期的支撑力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管这个规律成立不成立，只有农民工进了城以后得到城市户口，他的收入才能稳定地持续增长，他的社会保障、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他们的消费才能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长期可持续。

最后我想说，有人说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提出经济增长的定量目标，其实这个定性目标也非常严格、非常高。报告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知道的。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就是说至少“十四五”远景规划定下的目标没有变。“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应该接近于23000美元的人均GDP。因此，迎接这个新的挑战，落实二十大的战略部署，第一要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要扩大消费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使实际需求能力适应经济增长，支撑潜在增长能力。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15年里保持14.7%～14.9%的年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

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将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本文选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