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流动的着力点

在分析了体制因素以后，我们就很自然地要探寻促进社会流动的政策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出发呢？

第一，促进社会流动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推进改革可以带来报酬递增和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这个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各种阻碍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差距缩小和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按照党中央确定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在今后的13年，我国处于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社会政策和推动制度建设，对于赢得改革红利至关重要。这期间，我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过渡的区间。

因此，我们希望达到的社会流动性水平可以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也就是以人均GDP处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区间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我国的参照系。具体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固然各自都有独特的职责和作用可以发挥，也需要政策协同发力促进社会流动。

第二，初次分配领域要着眼于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生产要素在各自所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该领域最紧迫的改革任务，可以说今后13年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与前述参照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尚有5.5个百分点的差距，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差距则高达18个百分点。

因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同时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与参照国家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还需要缩小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让农民工成为市民，把横向流动转化为纵向流动。

新疆哈密：牧区城镇化 农牧民生活富足。图源：视觉中国

这样的话，从供需两侧都可以创造改革红利。从供给侧看，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推动重新配置资源进而提高生产率，这些都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从需求侧看，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和解除后顾之忧，大幅度扩大消费，确保我国的社会总需求不断扩大，真正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

第三，加大再分配力度，需要显著增加政府社会性支出。在观察跨国数据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GDP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不断提高。

以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学者命名，人们一般称之为“瓦格纳定律”。一方面，我国未来13年的发展任务是实现人均GDP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过渡，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一般规律也表明，在这个区间政府的社会性支出比重提高是最快的，由此，顺应这个规律显著扩大社会性支出，才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盖这一重要的再分配目标。

第四，第三次分配领域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个人、企业和社会均可以大有作为。大家都知道第三次分配涉及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等等。在这些之外，我想再强调一个内容，即企业的科技向善、创新向善、算法向善，也就是说企业要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和经营导向，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重要、但迄今为止或多或少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转变企业的目标函数，用创新的方式把员工、用户、供应商、社区、社会和环境都纳入企业的生产函数。这样，我国的企业发展既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创意，也能从市场内外获得回报。

这里我举一个企业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的例子。一般认为，20-35岁是人口的生育旺盛期，同时也是人们的核心劳动时间。从中国的情况看，在这个年龄区间，人们始终处于职业的上升期，直到35岁才达到顶点，而在此后通常就进入到下降期。与此同时，这也是个人从事家务劳动幅度持续攀升的时间区间。

这就产生了一个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的矛盾。极为拮据的家庭总资源约束，恰恰是我国生育意愿不高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就业质量提升的因素，从而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的提高。

鉴于过高强度工作模式对家庭预算约束的作用，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通过创新向善的安排和助推，能够让职工的职业和家庭都获得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