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这可能是一种文化差异。但问题是，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而不是亚洲现在是流行病的中心。这对在非常规时期未做好充足准备的欧洲来说，恐怕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我相信，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以通过历史和心理学来解释。过去两个月里，我在亚洲看到的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这意味着，贫穷和疾病在过去的两三代人之间每天都在上演。这种历史经验在公共机制中也有所体现：缺乏先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体系，这迫使亚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思考他们的世界可能会突然崩溃。

在欧洲，一般心理学也常常与发展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认为对个人幸福最致命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有优秀的公立医院，或多或少都是免费的，为什么还要担心传染病呢？没人想到的是，病毒会击垮这个完美的体系。

当然欧洲人也有自己的噩梦和魔鬼。但请记住，世界大战的悲剧是用政治术语来解释的。它们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险。我们近代历史的实际意义在于，我们要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而不是强迫我们怀疑自己。

即使是欧洲20世纪的血腥历史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从我们认为的其他人只能向往的中心位置（欧洲）开始的。欧洲人被现代史的整个过程所教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引导，或者至少可以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但却不会受到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的伤害。新型冠状病毒将构成一个具有空前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将证明这种世界观将是不可持续的，难道不是吗？

3月5日，在伊朗德黑兰，一名商场员工戴着口罩工作。新华社发

现在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也许它们不是返祖现象，而是进化上的本能，帮助人类在敌对的环境中生存。相信我们曾经一劳永逸地征服了大自然，也许还为时过早。认为科学可以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无论哪一种技术都有其不可靠性，应当一直抱有怀疑。

就在两天前，意大利记者马蒂亚•费拉雷西（Mattia Ferraresi）发表了一篇精辟的文章，他认为意大利的失败的根源并不是检测试剂的缺乏或政治行动的缓慢，而是社会和集体的失败：人们只是没有认真对待冠状病毒，甚至没有稍微改变他们的习惯。为作者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点赞。比起冒着被吐槽地风险责怪受害者，批评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要容易得多。

但让费拉雷西无法容忍的是：部分意大利公众对疫情的严重后果没有丝毫防备，所有人对此都有所轻视，直到局面失控，才发现为时已晚。“我和其他许多意大利人只是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以应对我们看不到的威胁。”尽管他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病毒的信息，马蒂亚写道，他缺乏所谓的“道德知识”（moral knowledge）。他知道病毒，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行为。

冠状病毒已经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将是一个痛苦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