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都是次要因素。主要的决定因素本质上都是经济因素。

首先，印度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汇率波动相对较低的国家。然而即便如此，印度的汇率波动仍远大于中国。

例如，据美国CNBC新闻网报道，2000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8.27：1。到2020年10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至6.69：1。与此同时，印度的汇率在2000年1月是43.55卢比兑1美元，到今年10月已跌至74.54卢比。

因此，人民币在20年内升值了19%，而同期印度卢比则贬值了71%。这说明人民币比卢比更稳定。

货币波动会大大增加商业风险。相反，稳定的货币可以降低风险，增进公司的投资、销售、利润和品牌价值。

汇率波动意味着外国投资会减少，因为公司和风险管理者很难驾驭汇率风险。

即使销售收入因市场扩张而增加，利润也无法增加，因为增加的销售收入被汇率波动的影响所抵消。更重要的是，随着印度货币相较美元走软，美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也在贬值。

印度决策者似乎忽视了汇率波动的问题。当卢比贬值时，进口下降，出口增加。因此，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政府税收也相应增加。印度的决策者可能会将此视为一种优势。然而，对那些想进入印度市场的外国公司而言，这使得印度经济环境的吸引力下降了。

第二个因素是市场需求。莫迪在接受《经济时报》采访时称，在因新冠疫情而限制人群活动期间，他的政府向8亿印度人分发了大米和扁豆，这是无与伦比的成功。他强调说，“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向8亿人免费提供粮食和豆类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计划。”

对那些希望进入印度的外国公司来说，他提到的数字意义重大。

在印度13亿人口中，有8亿是穷人、低收入者或中等偏下收入者，他们要从政府获得粮食补助。这些人根本不会购买美国公司昂贵的商品和服务。

外国公司不会因为一个国家人口众多就进入这个国家。人民需要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他们需要的产品。

中国既是生产国又是消费国。中国大约有8亿高收入人口。比如，中国就是苹果公司2019年度全球第三大市场，也是其亚洲最大的市场。

据估计，印度的购买力只有中国的20%，因为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2104美元，而中国在2019年的人均收入是10261美元。

因此，指望一家美国公司离开中国市场来到印度是非常愚蠢的。在印度，找不到像莫迪在采访中所说的市场需求。

通用汽车三年前撤离印度，不久前哈雷•戴维森摩托也撤离了印度，这都说明印度人买不起美制产品。由于消费者对美制产品的需求很小，所以美国公司认为没有足够光明的销售前景来证明迁移到印度是合理的。

许多印度人可能会认为，他们见证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那种私人友好关系，如果这种友好关系能在美国大选后继续下去，那这种关系就可能会给印度带来美国的投资。然而，要吸引投资，光靠握手拥抱之类的公关噱头可不够，比如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你好莫迪”活动或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玩弄“致敬特朗普”之类花招。

企业所考虑的是，在投资印度后能否使公司的销售、收入、利润和品牌价值最大化。做出投资决定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绝不会感情用事。

莫迪可能会用这样的事件愚弄印度选民。然而，他不能欺骗美国公司从中国迁往印度。美国公司不会依据“你好莫迪”和“致敬特朗普”这样的肥皂剧来制定投资决策。

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乔•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他都可以在今年1月上任后敦促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往印度，但他不能强迫它们这样做。美国公司会自行决定是否要离开中国。

因此，美国公司的搬迁决策完全是基于经济因素。

最小的风险会吸引最多的投资。退出中国的企业并没有迁往印度，因为搬迁到印度会引发更高的经济风险。因此，即使美国公司真的离开了中国，它们也将迁往印度以外的其他目的地。

正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瓦尔（Nisha Biswal）所指出的，印度需要向美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比如免税、优化经商环境、稳定货币、通过加速经济增长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来扩大消费需求。如果没有这样的激励措施，美国公司就不会像莫迪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搬来印度。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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